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实质及启示.doc
原载于经济纵横 2014 年第 8 期 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实质及启示 靳晓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 应对生态危机的污染排放权交易体现了罗德戴尔悖论的回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价值积累与自然条件再生产的不平衡,导致短时期内污染排放物的量突破了环境容量,从而造成环境污染,使作为公共财富的污染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当前所提倡的污染排放权交易实现了资本对作为公共资源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和私人财富的增加,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态领域的深化。污染排放权交易无法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体现公有制的优越性,实现联合生产者对自然条件的控制。 关键词 罗德戴尔悖论;污染排放权交易;自然条件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685( 2014) 08-0043-07 在生态危机的应对中,为自然定价、建立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越来越成为环境政策发展的趋势, ① 这引起了生态经济学者赫尔曼 · E· 戴利 [1]、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 · 贝拉米 · 福斯特 [2]的批判,称之为罗德戴尔悖论( The Lauderdale Paradox)的回归,即以牺牲公共财富为代 价来增加私人财富。我国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 2013 年至今雾霾愈演愈烈并有席卷全国的趋势。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压力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环境管理措施,来应对我国的生态问题。对此,国内一些学者也主张建立碳交易、排放权交易等市场机制来治理雾霾、实现碳减排。但这种市场机制是否有效其本质是什么我们需要运用罗德戴尔悖论来进行深入分析。 一、罗德戴尔悖论的理论涵义及实质 作者简介 靳晓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 ① 伯特尼和史蒂文斯指出,美国的环境政策从 1989 以来具有六点趋势,如,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日趋增加,效益 成本分析在环境法规和行政命令的制定当中得到了一定应用。(保罗 R伯特尼、伯特N史蒂文斯,主编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0-82 页)宫本宪一认为,上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了环境政策的倒退,如,由于企业放松行政管理的要求, 1981 年里根政府设立了 “放宽管制总统特别委员会 “,要求所 有环境问题的管制都必须依据成本效益分析 ,日本也产生了类似状况。(宫本宪一环境经济学,北京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5-20 页) 罗德戴尔勋爵( The Earl of Lauderdale) 詹姆斯·梅特兰( James Maitland)( 1759~ 1839)是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经济学家。在公共财富的本质和起源的研究中,他认为公共财富由对人类有用并具有愉悦性的物品组成,私人财富则不仅需要有用性与愉悦性,还要具有稀缺性,物品只有具有稀缺性时才具有价值。罗德戴尔假设了一个水资源的案例,来提出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矛盾。当水资源非常丰富时,水具有有用性但没有价值;假如人们采取某种措施使水变得稀缺,则稀缺性带来价值,这就为能够占有水资源的人带来财富的增加。由此,罗德戴尔认识到,减少本来丰裕的物质显然会使社会变得贫瘠,但必然会给人类所用或所需的物 质带来价值并增加私人财富, [3]即私人财富的增加往往以公共财富的减少为代价。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这一矛盾即为罗德戴尔悖论。 罗德戴尔著作中所提的公共财富是使用价值,所提价值实际上是交换价值。马克思注意到罗德戴尔悖论,在哲学的贫困中说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时引用了相关论述“罗德戴尔‘一般地说,国民财富(使用价值)是随着个人财产(因交换价值的上升)的增加而减少;如果个人财产因交换价值的下降而减少,那末国民财富通常会相应地增加。’”评论罗德戴尔“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两种价值的反比例上”, [4]看到了使用 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当然,马克思在此引用罗德戴尔悖论并不是为了分析生态问题。在马克思生活的 19 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曾爆发了由土壤肥力耗竭引发的农业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对农业危机的分析体现了罗德戴尔悖论,马克思对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矛盾的分析,为当代生态问题的批判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罗德戴尔悖论反映了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作为使用价值的社会总财富与作为交换价值的私人总财富之间的矛盾。当代生态问题与公共资源的私有化表现为这一悖论的回归, 体现了作为公共财富与资本积累的私利性之间的矛盾。罗德戴尔悖论是基于一个假设提出的,当代“为地球定价”、“为自然资本估价”等使得罗德戴尔悖论成为实践中存在的真实问题。 [5]福斯特和克拉克也指出,由资本主义对生物圈造成的破坏带来的自然稀缺性,反而被当成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大好时机,如淡水资源的私有化、燃料作物的繁荣、碳交易计划。 [6] 二、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中的污染排放权 用罗德戴尔悖论认识污染排放权交易的本质,需要首先解释污染排放权的稀缺性在生态系统中的含义,这样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怎样导致稀缺性的产生;此外,还 需要解释污染排放权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稀缺性不足以解释资本对这种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也不足以解释污染排放权价格的来源,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简单套用罗德戴尔悖论,这也是以福斯特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理论分析中常常忽略的地方。 生态系统对污染排放具有一定的稀释、扩散和净化能力,污染物排放并不必然造成生态破坏,但当污染物浓度超过一定限度后,生态系统的这种功能将受到损害。因此,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在保持稳定性的情况下,只能容纳一定量的污染排放物。这就是污染排放物的环境容量,即“在人体健康、人类生存和生态系统不致受损的前 提下,一定地域环境中能容纳环境有害物质的最大负荷量”。 [7]污染排放权交易正是基于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展开的,污染排放权即对环境容量的所有权。 在经济系统中,污染排放权作为一般生产中的自然条件,在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中存在为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 ① 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奥康纳将自然归为生产的第三种条件 ② 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自然条件。因此,可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视作自然条件的再生产,生态问题也可视为自然条件再生产与资本生产之间的矛盾。自然条件作为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参与了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使用价值的源泉,马克思的著 作中多次提到这一点。如,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 [8]在资本论中肯定了威廉·配第“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 [9] 自然条件不仅是使用价值的源泉,还通过自然生产力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自然力包括人自身的身体素质决定的自然力与外界的自① 自然作为劳动对象“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自然作为劳动资料“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也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208-211 页) ② 另外两种为“生产的个人条件”即劳动力,“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如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等。(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229-233 页) 然力。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 [10]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保罗·布克特也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与自然中对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进行了细致总结。自然条件 提供的自然力对于剩余劳动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剩余劳动的存在要求“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 [11]自然条件还是剩余价值量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决定因素,“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 [12] 自然条件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因此不具有价值,“交换价值„„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13]马克思在分析自然条件时将其称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 [14]认为这种无偿的自然 力进入生产时未加入价值形成过程,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商品价值。“由于这些自然因素没有价值,所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并未加入价值形成过程。它们使劳动具有更好的生产能力,但并不提高产品的价值,不增加商品的价值。相反,它们减少单个商品的价值,因为它们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因而减少了这个商品量中每一相应部分的价值。只要这些商品参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就减少了,或者说,再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缩短了,而剩余劳动则增加了。可见,资本之所以占有自然力本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提高商品价值,而 是因为它们降低商品价值,因为它们进入劳动过程,而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 [15] 马克思还以肥沃的土地、奔腾的瀑布为例,分析对这种稀缺的自然条件的占有会带来租金。租金本身的前提为自然条件相对于其所有权需求的稀缺性,正是其有限的数量导致了对它们的垄断。自然条件同人造的生产工具一样可以为资本吸收剩余价值提供物质条件并物化在使用价值上,吸收追加劳动,吸收追加的剩余劳动,由此形成追加资本。 污染排放权在污染排放量较小、远远不会达到环境容量的限制并不会影响生产时,并不是一种稀缺的自然条件。当一定时期内污染排放量过大并 超过环境容量时,会通过污染的形式损害使用价值、降低相关产业的劳动生产力、损害劳动者的身体并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污染通过对生产的负面影响使污染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这就为罗德戴尔悖论的产生,即污染排放权成为私人财富提供了条件。 三、罗德戴尔悖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罗德戴尔悖论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矛盾。罗德戴尔悖论的产生可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公共财富稀缺性的产生、资本对公共财富的占有从而带来私人财富的增加。因此,在研究污染排放权交易的本质时,需要在理论上揭 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在生态问题中的体现,以及公共财富减少的机制和私人财富增加的途径。 (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在生态问题中的体现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这导致“价值成为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主体’控制了整个资本的运动,正是价值的控制萌发了资本主义与自然根本的对立”。 [16]资本主义的价值生产产生了将自然条件单一化与简单化的趋势。价值是一种纯粹数量形式的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价值与作为价值代表的货币抽象掉了使用价值在质上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自然条件的再生产、物质的循环是在生态系统内进行的,生态系 统内不同的自然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自然条件只影响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参与价值的生产,价值生产并不关心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与不同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价值与货币控制的生产条件会带来将自然条件简单化与同一化的趋势,这与其多样性相矛盾。价值在质上的同一性还带来了价值在量上的可分性,这就产生了对自然的分割与碎片化,忽略了生态系统内部不同自然因素之间的互相影响。资本的专业化生产强化了这一点,分工带来的城乡分离运动使物质循环产生了断裂。国家内部、不同国家之间商品和劳动力的流动加强了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其与自然的关系时的短 视性。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与自然条件的再生产相矛盾,这就产生了生态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因此,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体现,污染排放权交易或者为自然定价、环境要素的商品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将自然条件纳入价值生产的体系会加剧这一矛盾。 (二)资本积累与污染排放 公共财富的减少 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产生了生态问题发生的可能性,资本积累则带来了生态问题的出现。资本的积累意味着价值的积累,而价值必须体现在使用价值之中,因此,资本积累意味着对原料需求的增长,对自然界 限的不断超越。资本家对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与作为外在强制规律的竞争,迫使资本家通过积累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使资本运动以更大的规模不断持续下去。阿兰·史奈伯格将这一现象形象地称为“踏车式生产”模式。 [17]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同资本积累与生态问题的相关性。资本积累带来了对原料需求的增长,除了扩大再生产因素外,还包括劳动生产率增长、原料储存等因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单位劳动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这带来原料需求的增长;为了保持生产和积累的连续性,原料的库存需求也促进了原料需求增长。除生产环节外,流通环 节为了促进商品的销售、加快资本周转,还产生了过度消费问题带来的原料浪费。如,安德列·高兹指出,为防止过度积累危机,资本家会通过两种方式来加快销售使商品变得更加精致与复杂、使商品变得更加不耐用。如,用铝管代替听罐,前者消耗的能源为后者的 1.5 倍;用焊接好或铸好而不是用螺丝组装好的物件;可丢弃包装的大量使用;用容易坏的合成材料来替代自然纤维与皮毛;用玻璃与铝建造的大规模的摩天楼,这种建筑夏天时需要消耗很多能源来制冷,冬天时需消耗很多能源来制热。 [18]福斯特也分析了类似的现象,不过他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垄断资本阶 段对营销的重视。 从生态系统物质平衡的角度来看,原料大量投入生产的另一端为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以气候变化为例,能源危机与气候危机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生态系统对碳(元素)的固定速度赶不上人类对碳库中碳的消耗速度。弗朗索瓦·浩达在他的著作作物能源与资本主义危机中就将能源危机与气候危机视作当前由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带来的双重危机。资本积累不仅导致了污染物的大量排放,还影响了能够吸收污染物的生态资源的再生产,而资本的加速生产意味着自然生产与分解原材料、能源所需时间与最大化的货币积累之间的冲突。以碳排放为例,森林 和海洋“这两个碳汇本可以吸收一半的温室气体”, [19]但资本生产方式天然不会去生产需要漫长生长周期的能够大量吸收环境污染物的林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已提到,由于合理的森林生产需要经历由自然规律决定的漫长的生产期间,从而需要漫长的资本周转期间,这与资本加快周转的要求相矛盾。因此,马克思指出,“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括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漫长的资本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 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 [20]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分析过的现象仍在不停上演,“全球每年有 600 万公顷原始森林被砍伐,只有 4.4的热带森林获得永久保护”。 [21] 资本积累包含着价值积累与自然条件再生产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 土地和工人”。 [22]资本积累导致短时期内污染排放物的量突破了环境容量,从而造成了环境污染。这也意味着为了维持一定的环境标准,必须将污染排放量限制在环境容量之内, 因此,污染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公共财富因此而减少。 (三)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形成 对公共财富的占有 污染对生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使用价值功能的直接损害,如被污染的鱼虾是不可食用的,还包括对劳动力身心健康的伤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就曾提到纺织业车间中恶劣的生产条件对工人身体的损伤,以及医疗费用的增加导致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提高。污染还会通过自然条件的变差影响劳动生产率,如,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带来农业、渔业等生产率下降。马克思在第三卷地租理论中提到,“ 自然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仅涉及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涉及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甚至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低。” [23]这些负面影响触及到了资本的利益,影响了资本的利润率并威胁到资本的再生产。 受到环境污染影响的生产部门,不能再无偿地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自然生产条件。马克思曾分析过类似的状况 19 世纪时农民向城市转移带来的城乡分离导致了农村土壤肥力的衰竭,并引发农业危机,而对肥力耗竭的担忧使资本主义农业部门到处寻找鸟粪。“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之外„„这样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 于是,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性, 这就是资本的趋势。” [24] 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环境污染引发了各种形式的环境运动,对资本利润、资本再生产的威胁使国家必然采取一定措施来管理这种自然条件,控制污染排放量来维持一定的环境状况。这对于受到环境污染影响的产业或资本,意味着因为污染物的影响,维持原有的环境状况所需的自然条件已转移到它的外部普遍联系中去,需要外部因素(如国家的污染排放控制)来提供这种自然条件。作为生产关系的承担者的生产条件 ① 虽然不参与价值的形成,但对生产条件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前提,就如劳动雇佣制度的形成需要从农民手中夺 取土地等生产资料,使他们一无所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原始积累做了这样一个总结“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成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 [25]自然条件成为生产的外部联系或者污染排放权的稀缺性,为资本提供了占有这种生产条件的必要条件,一旦资本占有这种生产条件,将造成劳动力与自然条件的进一步分离,以及雇佣劳动制的强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化。“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 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2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带来了自然条件的稀缺性,从理论上为自然条件与劳动者的分离、资本对自然条件的占有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从理论上看,资本对自然条件的占有使污染排放权成为一种资本,这一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态领域的深化。在实践中,资本对这一自然条件的占有是通过污染排放权交易实现的,市场化的交易使资本可以通过商品购买控制这种自然条件。 国家对自然条件的控制一开始以命令控制手段为主,上世纪 70 年代后强调对 污染控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导致对环境污染的控制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市场手段,如,利用环境税、排污费等市场手段,创建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污染排放权交易始于 1974 年美国一个改善空气质量的试验。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开展了首个国家层面的二氧化硫交易,由此各种环境领域的排放交易得到了广泛推广。如今影响最大的污染排放权交易是针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展开的碳交易。其运行机制如下首先由管理者确定减排目标,为每个减排单位设定排放配额,然后发放配额,最后设定交易平台。排放配额的分配方式是体现资本力量的重要环节。以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的是“物质条件”,我们认为含义等同于文中的生产条件。(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927-928 页) 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欧盟排放贸易体系( EU ETS)为例,其配额分配方式为高耗能企业和公用事业部门向所在国政府报告其一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获得下一年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每年第一季度末,欧盟向各成员国分配配额,成员国根据“国家分配方案”向登记在册的企业发放配额,企业基于它们目前的排放量和减排目标获得排放配额。配额的发放方式为在第一阶段( 2005~ 2007 年),95的初始排放配额免费发放给企业,剩余 5拍卖;在第二阶段( 2008~ 2012年),拍卖比例上升到 10。实际运行中,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第一阶段配额分配过度,且分给了重 污染企业。大部分碳排放权被分发给了五大产业能量与热生产部门、石油提炼部门、金属部门、纸浆行业、能源密集型产业如水泥和石灰业。[27] 碳交易中碳排放配额的分配充分体现了资本对这种自然条件的控制。大卫·哈维将这一过程视为剥夺性积累的机制。 [28]余斌也指出,碳排放权是新帝国主义掠夺世界人民剩余价值的两大租权之一。 [29]乔治·廖达基斯深刻地洞察到,所有生态重建都关系到产权关系的重建,通过市场重新安排竞争条件,在根本上不会影响到资本理性与对自然的私有产权。 [30]资本主义的关键不在于私有产权的法律形式,而在于 劳动力与自然条件的分离,并运用自然作为资本积累的条件。实践中资本对自然生产条件的控制也体现在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新进展 “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中。“自然资本”理论将自然界所能提供给人类的自然资源、吸收环境污染物的功能等都称之为“自然资本”,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就是对“自然资本”的损害。福斯特评论认为,自然商品化的集中体现 “自然资本”这样一个术语的变化,使资本领域被魔术般地夸大了。 总之,污染排放权交易体现了环境污染背景下罗德戴尔悖论的回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体现为资 本积累与自然条件再生产之间的矛盾,短时期内污染排放物的量突破了环境容量,从而造成环境污染,使作为公共财富的污染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当前所提倡的污染排放权交易实质是资本对作为公共财富的自然条件的占有,目的为私人财富的增加,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态领域的深化。 四、污染排放权交易的有效性与启示 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实质是资本对自然条件的占有,这一过程加剧了劳动力与生产条件的分离,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态领域的深化。污染排放权交易根本无法从根源上控制环境污染。福斯特指出,“无论是通过成本外化还是自然内化 于经济,都是为了资本的无限增长。” [31]基于市场方法寻求的是资本角度的最优化,“它允许人们不去质疑体制本身„„” [32]对自然资源的私有化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控制环境污染,还可能导致这一状况的恶化。这种市场手段加剧了生态问题中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使自然从属于商品交换,导致“全球环境资源(如土地、空气、水)的损耗正在升级,单一的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是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被大规模商品化的结果”。 [33]因此,罗德戴尔悖论式的实践方式不适用于应对生态问题,市场不能解决一切, 公共资源的盲目私有化只会导致资本对这一领域的控制。要想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超越资本的逻辑,约束资本,突破资本的局限。 生态系统中不同自然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自然规律的作用决定了维持生态平衡与自然物质可持续的循环,需要人类在生产中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不仅要考虑单一自然因素在不同生产领域、不同地域之间的新陈代谢,还要考虑不同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点只有通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自然生产条件的控制才可能实现。马克思在分析农业危机时就多次提到历史的教训是“资本主义制度同 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34]在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中,马克思再次提到,“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35]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污染排放权交易导致自然生产条件被资本控制,成为异化于生产者的社会力量,这必然使生产者无法再联合控制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因而无法有效控制环境污染。 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盲目学习国外经验将有可能导致对污染控制的失败。理论与实践表明,在生态问题的应对中,从根源上要控制市场的力量,约束资本的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对资本主义私利性的超越,决定了当今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实现马克思希冀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物质变换的合理控制。这要求增强由国家作为联合生产者的代表承担的对 公共资源的控制,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视,在经济规划中纳入对生态因素的考虑。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作为制约因素之一,设置生态红线并严格遵守。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对超额排放的企业、决策中忽视生态环境的行政机构进行严厉处罚。在企业层面,对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行严格监管,鼓励企业对污染物进行净化处理。在社会层面,鼓励相关非政府组织的建立,鼓励社会公众监督,促进社会的自发保护。从国家、企业自身、社会多方约束生态问题中资本与市场的力量。 参考文献 [1][5]Daly, H E.The return of Lauderdale’ s paradox[J].Ecological Economics, 1998,25( 1)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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