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中国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最大压力是什么原作者李莹中国政府已经做出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65。要完成这一目标，将面临哪些压力和挑战如何解决面临的困难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越早，对经济发展影响越大。尽早达到峰值，必然会有很多压力和阻力。经济的低碳转型，也有“三期叠加”的问题。首先，经济下行压力的问题。这恰恰说明，靠过去增加要素投人的方法已经难以支撑经济增长。增加耗能、增加污染排放，即使对经济的短期增长也已经不再奏效，而且还损害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要增加污染和排放的任何理由了。今天的挑战在于，如何找出、创造并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新的商业机会、就业机会、社会福利改善机会。第二，在优化能源结构的努力中，提高低碳密度甚至零碳密度能源比重，存在着一系列的制约。如替代煤炭的天然气储量和可获得进口供应量的制约；可再生能源人网的技术、成本与体制和政策制约等。第三，结构调整会导致煤炭和冶金等行业短期的结构性失业、银行还贷与其他债务风险，需要有专门的转型保障计划保证顺利平稳转型。第四，随着中等收入人口占比的持续增加，中国经济对消费的倚重程度上升，与消费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与交通等相关排放比重会稳步上升，甚至会取代今天制造业排放为主的地位。这与城镇化进程、基础设施布局设计与技术选择是否具有远见、未来新一代消费者的价值观与消费行为，都息息相关。稍有不慎，我们就可能会被今天的高碳投资锁定几十年。第五，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识、能力依然是短板。这包括政府的执政能力、企业界、投资家的眼光、消费者的意识和生活方式的社会选择。最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决定能否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也是最难的地方。虽然面临的挑战很多，道路曲折，但要实现两个百年梦想，就要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那么，如何才能完成峰值目标呢为了切实迎接挑战，需要对一个基本的向低碳发展路径变迁的战略路线图进行顶层设计。这些顶层设计包括，树立人类发展路径创新的视野和政治决心、意识；以成本最小化为指针的技术路线图；支持技术路线图的融资路线图；支撑技术和融资路线图的政策和体制改革路线图。有了这些路线图之后，需要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传播咨商，变成大家认可的意识、目标、计划。接下来就是要政府带头推动，将其变为行动。企业和居民也要跟上，一定要真抓实干地从政策、体制、组织、资金、技术上去落实。要完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为满足日益提高的能源需求，首先要推进能源结构低碳清洁化，即持续以高效清洁煤炭使用方式和技术，取代低效污染的煤炭使用技术和方式。包括进一步以高效火电机组淘汰低效机组，提高电煤在整个煤炭使用中的占比，减少散煤使用的占比等；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使用中的比重；稳步推进核能的安全利用；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的集中上网发电和分散独立使用。要加大低碳清洁技术的研发力度，特别要开拓政府、企业、研发单位联合研发的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加速低碳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特別要发挥企业在低碳技术进步中的主导作用。要加快体制改革和政策设计与实施，促进产业部门内部的市场结构、产业组织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延长产业链，提高增加值；促进全经济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来源的智能化来源、服务业来源。本文摘选于环境经济期刊 2015 年第 34 期碳峰值目标直面哪些挑战国家气候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教授认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将在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这是基于对世界工业化、能源科技发展历史进程及主要影响因素的考察，以及对未来世界、中国发展趋势的研判。是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排放峰值一定会出现。因为能源结构、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发展方式和人口过渡等驱动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峰值的到来。二是上述驱动因素作用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发展路径、排放路径的差异；观念、发展方式、政策体制的不同，会导致峰值到来的水平和时间（或对应收人水平）的不同。美国的峰值水平在人均 22 吨左右，对应的人均 GDP 也在 2.5 万美元2010 年价格，下同）；而德国为 14吨/人，对应 2.4 万美元；英国为 12 吨/人，对应 1.7 万美元；法国 10 吨/人，对应 2.3 万美元。现在问题是，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约束和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约束下，能否摆脱路径依赖，创新发展路径，走出一条既提高收入和福利水平，又付出较少环境代价的道路中国政府宣布的峰值目标，事实上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战略目标，体现了发展路径的创新。2030 年我国收入水平可望达到 1.4 万〜1.5 万美元/人2010 年价格）。也就是说，我们达到峰值时对应的收入水平，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对应的水平，比发达国家的峰值来得早，而且人均峰值水平也有望低于发达国家。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创举，是中国对人类发展和全球气候保护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需要做出艰苦卓绝努力才能够实现的。三是设立峰值目标，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对人类发展路径规律的一次思想自觉、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它与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追求，与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提质升级、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诉求是高度一致的；与解决局地环境污染问题、提高经济竞争力、将增长的主要来源从要素投人的增加转变为要素效率的提高等，都是重合的。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的，而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实现峰值的过程，就是能源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不断进步、收入不断提高、人口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国实现排放峰值，是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的里程碑和必然要求。这一目标的制定，会对我国的绿色发展、结构转型等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最重要的影响是，峰值目标建立了一个明确的倒逼机制，把低碳转型的大势，转化为有明确时间表的实施步骤，发挥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升级、提高竞争力的抓手和助推器作用。同时，因为温室气体与局地污染物如颗粒物质有很多是同根同源，二者有可能形成协同效益。实现峰值，需要能源结构的低碳清洁化，这不但有助于减少全球温室效应，减少包括雾霾在内的局地空气污染，也有利于国家的能源安全。实现峰值，还要求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与产品结构调整，提高效率、降低单位 GDP 的能源与碳强度。这有利于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延长制造业的产业链并提高增加值，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它还要求通过科学合理的生产力布局、人口布局和基础设施布局，推进低碳城镇化进程，对新兴城市做出低碳规划。总之，实现峰值目标是全人类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共赢，是世界和中国的共赢。那么，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将对我国的环境质量改善带来哪些影响呢实现这一目标，在促进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的同时，也促进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质等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对于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具有促进作用。但要注意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控制局地污染物的末端治理道路，并不能同时满足控制二氧化碳和局地污染物的要求。比如，很多发达国家的 PM25 很早就控制住了，但二氧化碳的控制则大大延后。这就意味着，今天中国的治理内容需要更加综合，具有双重约束。这是中国面临的独特主题，需要创新发展路径和技术路径。中国绿色金融会有哪些话语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认为，未来，中国金融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领域可能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绿色金融，一是互联网金融。当前，国际经济格局需要进一步推进区域合作，绿色金融领域是很好的切入点。数据分析发现，目前全球在绿色经济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同时,近年来，在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中，与二氧化碳排放密集度相关的上市公司分别提高了 7和 37。这说明，国际主流的资本市场仍然为石油煤炭的传统能源服务，对新型能源服务不够。全球 20 国集团（G20在 2009 年就已承诺将逐步停止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支持。但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数据，目前这些国家给化石燃料的补贴依然高达人均1000 美元。这表明，虽然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但各国在这方面的力度仍然不够。随着绿色金融理念的推广，近年来不少国家和机构也开始行动。比如，巴西、挪威等国政府，以及欧盟英格兰银行等都已经开始支持绿色金融发展。但总体来看，真正把绿色金融做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国家和机构还很少。在绿色金融方面，中国具有领先优势和话语权。近年来，绿色金融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较大推进，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最近，绿色保险又有新动向。四川、青海都在扩大环境污染保险和责任保险的覆盖面，细化有关制度和管理办法。另外，我国也开始重视绿色 GDP。目前，环境保护部已完成绿色 GDP 核算有关技术规范，并确定在安徽、海南、四川、云南、广东深圳等地开展试点工作。同时，我国在如何核算绿色 GDP、如何衡量环境污染负资产对 GDP 的影响等方面，也领先于不少国家。未来，我国可以在绿色金融的很多方面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一是中介服务体系方面。通常，金融部门不了解产业部门。比如，对银行来说，判断项目是否是绿色项目，不能只凭感官衡量，必须要有一整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和技术指标。如果金融机构自己评估，成本高，而且专业性不一定强。因此，要借用社会力量，发展第三方评估机构。在第三方评估领域中，我国和国际合作的空间非常大，可以通过政策鼓励和制度调整，来发展第三方绿色环保项目的评估市场。二是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广自然资产负债的概念。这一概念在我国还没有得到普及，不少地方政府也没有深刻理解。但是，环境保护部在推行绿色 GDP核算时，已经把环境成本尽可能地量化到 GDP 核算指标中，来反映和评估目前还没有被市场价格所反应的部门。因此，推广自然资产负债，我国已经有了良好开端。我国还应建立一些绿色的评级体系进行评级试点，了解绿色因素对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评级的影响，包括影响路径和影响程度。在这方面，也可以在国际上开展深入合作。三是绿色项目的信息系统建设方面。信息系统建设，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决定政策的方向和具体内容，也可以为市场的投资者在投资和银行授信时作重要参考。四是绿色债券市场方面。今年，中国农业银行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了 100 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实际上，英国对于与中国合作推进国际绿色债券市场建设，非常有积极性。虽然此次 100 亿美元绿色债券的成本偏高，但随着绿色债券市场发展，未来绿色债券成本还会下降。五是绿色信贷和其他绿色投资项目证券化。在这方面，政府也应加强引导。比如在一定的区域内建立绿色专项基金，或者在金砖银行、亚投行及国际组织中强化绿色导向，对信贷对象和各种信贷组合，加上基于绿色金融标准的评估，以便在全球引导更多的绿色投资项目。整个绿色金融链的上下游都可以进行国际合作。在上游，绿色金融理论刚刚起步，研究人员缺乏，无论是理论空间还是实际操作空间都很大。我国可以以此入手，做好绿色金融理论研究，有效拓展国际影响力。 绿色转型，三驾马车如何联动原作者刘晓星）在绿色转型中，政府、企业、公众是拉动转型的三驾马车，其力量不分伯仲。来自政府的动力，会推动企业实施绿色转型，也会引导公众形成绿色生活模式。来自公众的动力，则会推动政府强化绿色经济政策，更会形成企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压力。目前，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只是缺乏来自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三方动力，更缺乏的是三方动力的联动。问题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在绿色转型和环境保护过程中，欧美、曰本等国家更多地结合公众因素，出台了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等法规。公众知情之后，基于利益诉求再去推动企业。同时，企业在公布了排放数据之后，环保组织、媒体可以通过数据对企业进行排名，使企业感受到社会压力，这种压力相应地成为节能减排的动力。后来，欧盟借鉴美国经验，制定了奥胡斯公约，通过设立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司法救济权，将企业的生产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由此形成公众的推动力，促使企业走上绿色转型之路。在公众压力和社会舆论的作用下，企业会认识到，除了一张政府发给的执照外，还需要一张来自公众和社会的执照，在生产中兼顾环境、生态和社会效益。尽管我国有关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少，但现行法律法规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与义务缺乏清晰的界定。以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例。由于这一指导意见只是政府性文件，约束力弱，再加上地方环保部门没有专门的机构、人员与预算来落实，因此这项政策自发布以来未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专家认为，必须理顺政府、企业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关系、职责和作用。政府是环境治理体系中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及监督执法者；企业是环境治理体系中防治环境污染的主体；公众是监督政府和企业行为以及参与环境保护的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在此认识基础上，应建立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企业和公众是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对立。政府需要从利益冲突的相关方，转变为中立的仲裁者，倾听民意，成为尊重民意的协调者、监督者以及合格的领导者。问题二政府、企业、公众缺乏联动。政府处于比较主导的地位，企业也随着经济发展而曰渐强大，但公众却一直处于分散、薄弱的弱势状态、。同时，公众参与的手段、意识和空间都有限，这种不均衡影响了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联动。近年来，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联动得到了逐步改善，特别是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以及环保 NGO 的发展，公众参与环保的能力也在增强。但是，各级环保部门在统筹和推动公众、社会组织参与环保的力度有限，缺乏专门的机构、人员与预算用于推动公众、社会组织参与工作。专家表示，应该建立各级环保部门与环保组织、社会企业、合作社等的沟通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项目合作机制等。通过完善合作机制，整合社会资源，舰公众与社織织参与酿的不断提高。除环保社会组织外，政府还可以引导其他社会组织、群团组织开展环保活动，加大对社会组织、群团组织参与绿色转型的培训力度。也可借鉴国外经验，大力发展环保领域的社会企业、合作社，充分激发社会活力。问题三公众参与绿色转型的门槛太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不高，原因之一在于公众参与的渠道少、参与不便捷。德国波特洛普市公众参与的经验和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污染地图手机 APP 应用的经验表明，通过搭建公众参与平台，鼓励公众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可大大降低公众参与的门槛，激发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积极性，以增进公众对环境信息的了解，进而有助于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履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