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2006/j.issn.1673-1719.2017.135张海滨 , 戴瀚程 , 赖华夏 , 等 .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2017, 13 5 439-447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张海滨1，戴瀚程2，赖华夏3，王文涛41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2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3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98195 -5852；4 科技部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北京 100038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第 13 卷 第 5 期 2017 年 9 月 CLIMATE CHANGE RESEARCHVol. 13 No. 5September 2017摘 要 综合应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分析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评估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巴黎协定履约前景的影响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大事件，将对巴黎协定的履约产生多重影响，包括将对巴黎协定的普遍性构成严重伤害，动摇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气候治理体制的基础；将导致巴黎协定履约中的领导力赤字问题显著恶化；可能引发不良示范效应，降低国际气候合作信心；将会对其他地区碳排放空间形成不可忽视的挤压，进而推高其他地区碳减排成本；美国大幅削减国际气候援助资金将削弱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美国延迟采取气候行动可能导致全球减排错失最佳时间窗口；美国大幅削减气候变化基础研究经费将对未来全球气候科学研究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巴黎协定履约谈判的权威性等，最后显著加大实现温控目标的难度，甚至导致目标无法实现。就全球气候治理的全局而言，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不会坍塌，但确实会受到动摇；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不会逆转，但确实会迟滞。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使中国面临多重挑战，其中之一是中国面临急剧上升的期望中国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领导的国际压力。为此，中国对内应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上限目标，对外应积极重建全球气候治理集体领导体制，即用 C5 取代 G2，同时继续努力改变美国对气候变化的消极立场。关键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履约；全球气候治理；中国的对策收稿日期 2017-06-28； 修回日期 2017-08-19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2017 年应急管理项目“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作者简介 张海滨，男，教授， 引 言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 以下简称协定 ，自即日起停止执行协定，也不再承担协定给美国带来的沉重的财政和经济负担，包括停止后续付款。这一声明引发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强烈反响。许多国家、国际组织和社会团体以及国际媒体都对此决定表示失望、不满和反对。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也此起彼伏。 2017年 8 月 4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已向联合国正式提交退出协定的意向书。为什么特朗普清晰地知道做出美国退出协定的决定会遭到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的广泛批评，但几经犹豫后仍然选择退出协定美国的退出将对全球气候治理，特别是协定的履约前景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是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三大问题。迄今国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7 年440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国际气候治理的影响专栏内外已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结论包括第一，美国宣布退出协定标志着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和环保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等人为首的“退出派”最终占据上风，并主导了美国气候政策走向。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站不脚的，既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全球气候治理[1]。第二，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协定，美国几乎无望完成其减排目标，协定的履约前景因此更为渺茫[2]。第三，美国的退出意味着发达国家承诺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将出现较大缺口，同时也为中国和欧盟等发挥更大领导力提供了机会[3]。第四，从国际合作进程的角度看，美国退出协定的最大影响在于后期谈判中美国影响的缺位[4]。第五，美国已失去自己一国就能破坏国际制度的能力。退出对其自身并不利，希望中国能够真正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5]。第六，有初步的定量研究分析了美国延迟采取减排行动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影响。据估算，如果其他国家都效仿美国延迟采取减排行动 8 年，或者大幅减少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将使 21 世纪全球累计二氧化碳排放增加 3500 亿～ 4500 亿 t，协定 2 ℃温控目标无法实现[6]。第七，全球自下而上的伙伴关系和市民社会的作用不会受到这一政治冲击的影响，他们参加全球气候治理的决心与行动都是很强有力的[7]。第八，全球气候治理可能进入一个低潮周期，领导力将发生进一步更迭或分化[8]。上述研究大多比较宏观抽象，定量分析少，系统性分析少，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够强，难以满足国内决策需求。本文拟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深入分析。1 特朗普选择退出协定的原因在 2016 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发表了许多怀疑和否认气候变化的言论，声称一旦当选将退出协定，引发广泛关注。特朗普当选之后，对协定的立场曾一度有所软化，表示对协定持“开放的态度”[9]，也曾多次推迟就是否退出协定做出最后决定。这说明他深知退出协定将招致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对，因此在做选择时曾经犹豫不决。但最终特朗普还是选择退出协定，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从利益集团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化石能源利益集团关系密切。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特朗普政府及其背后的共和党与美国化石能源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据报道[10]称特朗普政府多人都与从事石油化工的大企业科氏企业 Koch Industries 有密切关系，包括特朗普本人、副总统彭斯及环境保护署署长普鲁伊特等。一旦美国退出协定，美国将放宽有关排放的法规而不受司法干扰。这将使多年来向共和党和特朗普团队政治捐款的科氏企业获得极大的利益。2014 年普鲁伊特曾被曝光其竞选团队接受了大笔来自化石能源行业的政治捐款，他本人也是向奥巴马清洁电力计划提起诉讼的始作俑者之一。上任后他已多次在公开场合否定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坚决主张美国退出协定。 2017 年 5 月 25 日，时值特朗普在协定问题上犹豫不决之时，美国参议院 22 位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联名致信特朗普，呼吁他兑现竞选承诺，坚决退出协定。据调查，这 22 位参议员2012 2016 年期间接受来自煤炭和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政治捐款达 1000 多万美元[11]。第二，从美国当前的社会状况看，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现象十分严重，党派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对立情绪强烈，互不妥协[12]。 2017 年 8 月 21 日在美国夏洛茨维尔市爆发的骚乱是美国种族撕裂、社会分裂现象加剧的最新证明。这种情况导致特朗普做决策时更多考虑自身阵营的立场，因为无论特朗普退出或是留在协定，他的政治支持面不会有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着眼于下一次大选，特朗普需要兑现竞选承诺以期获得此次大选中为自己投票的选民的继续支持。第三，从个人理念和价值观上看，特朗普一直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而且拒绝承认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基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尽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主要是人为因素导致的这两个结论已成为美国气候科学界的基本共识，但特朗普本人迄今从未正式接受过这些结论。在其宣布退出协定的声明中，特朗普声称协定对美国不公平，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与美国等同，5 期 441张海滨 ，等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否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特朗普的气候观和国际合作观早已固化，极难改变。第四，从治国理念和方略来看，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比较一下奥巴马和特朗普在治国理念和方略方面的差异是很有意思的。奥巴马认为，美国加入协定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气候安全，有助于推动美国的低碳经济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是保持美国经济竞争力和增加就业的不二选择[13]；特朗普则认为，美国加入协定将导致美国传统能源行业受损严重，引发大量失业，损害美国的经济竞争力[14]。奥巴马强调加入协定有助于美国捍卫其全球领导权；而特朗普坚称，加入协定将损害美国的国家主权。特朗普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很少看到减排带来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收益，只强调减排可能带来的经济成本。这与他片面坚持美国优先，将美国与世界人为对立起来的治国理念有关。第五，从个人感情偏好上看，特朗普对奥巴马充满敌意[15]，想方设法消除奥巴马的任何政治遗产。在此次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与奥巴马互相伤害，关系十分糟糕。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家纳夫塔利表示，美国历史上在任总统与前任总统关系不好的情形并不少见，但像特朗普与奥巴马之间的相互仇恨如此之深、如此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15]。特朗普个性极强，上台之后采取了全面推翻奥巴马政策的做法，可谓“逢奥巴马必反”。推动美国加入协定是奥巴马最引以为自豪的政治遗产之一①，这自然也成为特朗普重点反对的领域。总之，导致特朗普最终选择退出协定的主要原因并非协定的条款对美国不公平，而是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特朗普个人偏好所致。当然，应该强调的是，由于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气候政策的决策权被国会、行政部门和最高法院分享。加之美国近年来绿色低碳经济发展趋势走强，美国社会的气候变化意识逐渐提高[16]，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将遇到强劲阻力和压力[17]。简言之，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领域想做的和实际能做到的之间存在差距和不确定性。2 美国退出协定对协定履约前景的影响美国退出协定将对协定的履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第一，将对协定的普遍性构成严重伤害，动摇以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气候治理体制的基础。协定与京都议定书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其普遍性，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参加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承担不同程度的量化减限排责任。这被认为是协定的最大亮点[18]。普遍性产生合法性，合法性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性。美国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关键角色退出协定，严重损害协定的普遍性。虽然协定达成时的背景与京都议定书相比有了巨大变化，但美国的缺席是京都议定书履约效果不够理想的重要原因[19]这一事实对我们今天分析协定的前景仍然有参考价值。 第二，意味着美国明确放弃追求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权，这将导致协定履约中的领导力赤字问题显著恶化。中、美、欧所展现的集体领导力对 2015 年协定的达成至关重要。领导力对任何国际环境条约的有效履约都是必不可少的，对协定尤其如此，因为协定的减排模式是以“自下而上”为主要特征的，对缔约方减排行为的约束力一般比“自上而下”减排模式要弱一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示范，履约效果难以保证。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退出将导致领导力真空的出现。加之欧盟受困于英国脱欧谈判和其他多重危机，在领导力问题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协定履约过程中面临的领导力赤字问题更加严重。第三，引发不良示范效应，降低国际气候合作信心。如果美国不履行其国家自主贡献 NDC，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就会产生所谓“搭便车”现象，必然伤害国家间的合作信心，进而导致其他国家采取类似不作为的政策。目前虽然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公开表示不论发生什么都要继续推进协定的履约，不过一旦美国退出协定，一些国家内部的气候政治可能① https// 2017 年442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国际气候治理的影响专栏会发生相应变化，示范效应难以完全避免。 第四，美国退出协定将为自身获得较大的碳排放空间和较低的碳减排成本，同时将会对其他地区碳排放空间形成不可忽视的挤压，进而推高其他地区碳减排成本，最终增加实现温控 2 ℃目标的成本和难度。例如，基于全球多部门、多区域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模型，在全球碳排放空间固定且分配方式固定的条件下，研究表明， 1 在美国 2025 年的碳排放只比 2005 年降低 20、 13 和 0 的情形下， NDC 目标下②， 2030 年欧盟的碳排放空间减少幅度分别为 1.1、 1.8 和 3.3，日本的碳排放空间减少幅度分别为 0.9、 1.8 和 3.7； 2 ℃目标下，欧洲的碳排放空间减少幅度分别为 1.7、 2.9 和5.5，日本的碳排放空间减少幅度分别为 1.5、 3.0和 4.5。 2 在美国 2025 年的碳排放只比 2005 年降低 20、 13 和 0 的情形下， 2030 年， NDC 目标下，将使欧盟的碳价升高 3.6 ～ 14.9 美元 /t，日本的碳价升高 1.8 ～ 7.6 美元 /t； 2℃目标下，将使欧盟的碳价升高 9.7 ～ 35.4 美元 /t，日本的碳价升高 16.0 ～ 53.5美元 /t。 3 在美国 2025 年的碳排放只比 2005 年降低 20、 13 和 0 的情形下， 2030 年， NDC 目标下，将使欧盟的 GDP 损失升高 31.4 亿～ 132.2 亿美元，相当于 6.9 ～ 29.3 美元 / 人，日本的 GDP 损失升高 5.3 亿～ 23.1 亿美元，相当于 4.4 ～ 19.2 美元/ 人。 2 ℃目标下，将使欧盟的 GDP 损失升高 93.5亿～ 321.4 亿美元，相当于 20.7 ～ 71.1 美元 / 人，日本的 GDP 损失升高 41.3 亿～ 134.5 亿美元，相当于34.3 ～ 111.7 美元 / 人[20]。第五，美国大幅削减国际气候援助资金将削弱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利于协定目标的实现。资金是协定履约的关键工具。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美国一直是全球环境基金的最大捐助者，其出资额占比约 21③。 2011 2012 年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援助超过 96 亿美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排名前 8 位的发达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荷兰、瑞典和挪威[21]。2014 年，奥巴马政府承诺向绿色气候基金提供30 亿美元，迄今已划拨 10 亿美元，占到了其现有资金规模 24.2 亿美元的 40。现已被特朗普政府叫停。若其拒绝履行剩余 20 亿美元的注资承诺，后续其比例将会下降到 6.4 左右。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国际公共资金在全球气候融资的初期所发挥的杠杆作用特别重要④。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美国大幅提高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 2010 2015 年，美国在国际气候援助方面共计拨款 156 亿美元，主要用于适应、清洁能源和可持续景观 3 类活动[22]。从目前每年超过 3000 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和 7000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规模看，这一数量无疑是杯水车薪。即便是与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 1000 亿美元的长期资金支持相比，也非常有限。但其真正的影响还不在于出资本身，而是在于市场投资的信心。据统计[23]，受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和拖累， 2016 年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总投资额较 2015 年下降 18，绿色投资的估值和回报都受到较大影响。第六，美国延迟采取气候行动可能导致全球减排错失最佳时间窗口。 研究表明，未来十年对于实现协定目标至关重要。除了不可预见或具有变革性的技术进步，人为排放需要在未来 10 年达到峰值以实现协定目标；如果负排放科技在全球范围内仍受到技术或经济的限制而保持不可实现状态，那么到 2100 年，化石燃料将可能被要求减少到主要能源供应的四分之一以下[24]。第七，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气候变化基础研究经费将对未来全球气候科学研究产生不利影响，影响今后 IPCC 报告的质量，最后会影响协定履约谈判②指协定缔约方履行其国家自主贡献 NDC 所承诺的碳减排目标，与 2 ℃温控目标存在一定差距。③ https//www.thegef.org/gef/GEF_Replenishment。④笔者 2017 年 6 月 23 日在韩国仁川对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的采访。5 期 443张海滨 ，等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的权威性。美国在气候变化基础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在全球气候变化数据监测和预测等领域具有难以超越的优势。截至 2015 年，在全球引用率最高的 100 篇气候变化论文中， 58 的作者来自美国 将每篇论文前 10 位贡献者汇总 ；从数量上看，在全部 12 万篇气候变化论文中，美国占 23，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25]。 2010 2016 年，全球在 7 个顶级期刊⑤共发表“气候变化”主题文献 4089 篇，其中美国产出 2247 篇，占 54.95，拥有绝对优势[26]。由此可见美国在气候变化科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如果特朗普大幅削减气候变化研究经费的预算提案最终得以通过，美国多个政府机构的气候研究经费面临削减风险。从长远看，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及其谈判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此外，由于美国仍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且尚未正式退出协定，仍可继续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的谈判，对未来协定的履约谈判可能起到搅局的作用。 2017 年 8 月 4 日美国国务院在关于美国正式向联合国提交退出协定意向书的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参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和会议，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3 次缔约方大会，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并确保所有未来的政策选项都对特朗普政府开放。同时，这种参与还包括正在进行的与实施协定指导意见相关的谈判。总而言之，美国退出协定将显著加大实现协定目标的难度，甚至导致协定的目标无法实现。就全球气候治理的全局而言，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不会坍塌，但确实会受到动摇；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不会逆转，但确实会有一定程度的迟滞。3 美国退出协定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退出协定给中国造成的主要影响集中在第一，中国的生态脆弱性和面临的气候风险更加凸显。中国是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退出协定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遭遇挫折，全球变暖的后果将更严重，中国的生态脆弱性和面临的气候风险将更加凸显。第二，中国的排放空间可能被压缩，中国的减排负担和成本可能会增加。基于全球多部门、多区域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 模型，在全球碳排放空间固定且分配方式固定的条件下，研究表明， 1 在美国 2025 年的碳排放只比 2005 年降低 20、 13 和 0 的情形下， NDC目标下， 2030 年，中国的碳排放空间减少幅度分别为 0.8、 1.6 和 3.2； 2 ℃目标下，中国的碳排放空间减少幅度分别为 1.7、 2.8 和 5.0。 2 在美国 2025 年的碳排放只比 2005 年降低 20、 13 和0 的情形下， 2030 年， NDC 目标下，将使中国的碳价升高 1.1 ～ 4.6 美元 /t； 2℃目标下，将使中国的碳价升高 4.4 ～ 14.6 美元 /t。 3 在美国 2025 年的碳排放只比 2005 年降低 20、 13 和 0 的情形下，2030 年， NDC 目标下，将使中国的 GDP 损失升高47.5 ～ 197.7 亿美元，相当于 3.6 ～ 14.8 美元 / 人； 2℃目标下，将使中国的 GDP 损失升高 220.0 ～ 711.0 亿美元，相当于 16.4 ～ 53.1 美元 / 人[20]。第三，中美气候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支柱作用明显弱化。奥巴马时期，气候合作已成为中美两国合作关系的一大亮点，对增进相互信任具有某种战略支撑作用。特朗普执政以来，无论是 2017 年 3 月 19 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会晤，还是 2017 年 4 月初中美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峰会，双方均未谈及气候变化问题。这与奥巴马时期形成强烈反差。中美气候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将显著下降。第四，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的优势地位。2006 年，中国与美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几⑤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 Nature、 Science、 Nature Climate Change、 Natural Hazards、Nature Geosci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7 年444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国际气候治理的影响专栏乎是并驾齐驱，中美两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分别是 148446 MW 和 107917 MW。此后中国逐渐领先，至 2016 年，中美两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分别是545206 MW 和 214766 MW [27]。可以预言，特朗普退出协定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对美国的领先优势。美国部分学者已对此趋势深感担忧[28]。第五，中国面临急剧上升的重新定义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的国际压力。中国可能被推到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位置，“当”还是“不当”是个大问题。在巴黎气候谈判进程中，中美携手共同引领，贡献巨大，举世公认。特朗普政府突然放弃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权，国际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希望中国能填补美国退出而留下的真空地带。这导致世界的眼光更加聚焦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期望值急剧升高。但领导意味着责任，全球领导意味着全球责任。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强调贡献与国力相匹配、相适应，回避用领导来定义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避免战略透支。因此，如何回应国际社会日益高涨的主张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呼声和期待是摆在当前中国气候外交面前的一大课题。4 中国的对策建议显然，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已成为当今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由于美国宣布退出协定，未来协定的履约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气候治理向何处去中国将如何发挥作用对中国而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巨大的战略风险并存。如果中国应对得当，将极大彰显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中国在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将再上新台阶，甚至成为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转折点；如果应对失当，中国既可能错失千载难逢的良机，也可能失去发展的节奏感，打乱自己既定的强有力的发展节奏，导致战略透支，犯下战略性错误。面对新形势，中国的总体应对思路应基于习近平主席 2017 年 1 月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中的政策宣示“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我们不能让这一成果付诸东流。各方要共同推动协定实施。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具体而言，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原则，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同时发力首先，在国内层面，不提出新的、额外的减排目标，但可以在合适时机承诺中国将实现 2030 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上限指标，即二氧化碳排放2030 年前达到峰值，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5。其次，在国际层面，适度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倡导重建全球气候治理的集体领导体制。应清醒认识到，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最紧要的是如何重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力。中国无力独自填补美国退出留下的真空，也不具备独自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实力，但对国际社会的期待也不能毫无反应。因此，作为对国际社会在此关键时刻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回应，中国可积极倡导重建全球气候治理的集体领导体制，具体方案就是用 C5 取代 G2 领导模式。 在巴黎气候谈判进程中，中美密切合作，为协定的达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被誉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 G2 领导模式。随着特朗普退出协定，中美合作的G2 模式宣告结束。西方部分媒体提议应迅速组建新的 G2，即中国欧盟联手发挥全球领导力。但是，中欧联合也很难有效弥补美国退出留下的真空。从欧盟方面看，欧盟如今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格局中所占比例日益下降，更不利的是，欧盟正深陷难民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威胁和英国脱欧等多重危机，尤其是已经展开的、艰难的英国脱欧谈判部分转移了欧盟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注意力，导致欧盟在发挥全球领导力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从中国方面看，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国际影响力快速上升，但毕竟仍是发展中国家，在议程设置、治理经验，气候科学研究等方面仍存短板。另外，中欧之间在全球气候治理模式方面也存在一些重要5 期 445张海滨 ，等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分歧，需要化解。因此，由中欧组建新的 G2 很难形成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坚强而有力的领导。相比之下，组建 C5 正当其时。 C5 即 Climate 5的简称，中文为气候变化五国 方 俱乐部。五国 方 为中国、欧盟、印度、巴西和南非。组建 C5 的必要性如下第一，能更有效地弥补美国退出协定留下的真空。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美国的退出对协定履约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负面影响是综合的，这就需要充分调动全球气候治理中有影响的大国的积极性，集体加以应对。欧盟中已有英、法、意等西方大国，如果把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包括进来，就会更加平衡。尤其是印度，无论其温室气体当前的排放规模还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潜力，都事关未来全球的减排效果。第二，能更有力地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统一战线。印度、巴西和南非来自不同的大洲，具有很强的地域代表性，在本地区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均是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常任理事国的有力竞争者。他们的加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团结，进而促进南北气候合作的进程，稳定全球气候治理秩序。第三，能更有助于中国合理管控国际社会对中国过高的期望值。特朗普退出协定将中国推向全球气候治理的风口浪尖，国际社会期待中国能够挺身而出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这已明显超出中国的国力和发展水平。 C5 的建立可以帮助中国适当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扮演领导角色的期望值，更有利于中国稳健而可持续的发展。为此，中国应适时出面倡议召开 C5 气候部长级会议，展开磋商。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必须保持耐心不放弃，努力改变美国对气候变化的消极立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是很难有效运转的，美国的退出给其他缔约方 包括中国 造成的损失和成本是巨大的。因此，继续对美国退出协定施加压力，想方设法将美国拉回来，符合各方利益。在当前形势下，至少存在 3 个可行的办法；一是充分利用平台，巧妙转换话语体系，少谈气候变化，多谈能效和能源安全，争取积极成果，以间接的方式促使美国政府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二是积极推动中美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务实的方式推进中美在核能、天然气和清洁煤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三是进一步加大中美在省州、城市和非政府组织等次国家层面的绿色低碳合作力度。 参考文献Stavins 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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