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参与全球 气候治理的三重困境 中国的气候治理面临三重困境 一是 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 面临 困境 ，即受金融危机影响 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 ，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强大； 新兴大国 群体性崛起， 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治理 能力和制度准备 却 显著不足 ； 二是作为全球治理重要内容的气候治理 由于 自身特殊性 引致的困境 ，即 气候 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 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导致全球气候进程停滞不前， 暴露 出 现有 气候治理 全球机制的重大缺陷 ； 三是中国 自身 存在 的 低碳转型 能力和低碳外交困境 。 破解全球 气候 治理僵局， 中国 作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需要站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 进行战略布局， 平衡各方利益，增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意愿， 通过灵活方式 推动国际 气候治理进程。 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 切实 稳步推进 中国的国内外经济 战略 。 关键词全球治理， 全球 气候治理，低碳经济，南南合作 ，南北合作 一、 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 的 困境 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 全球气候议程成为近二十多 年来全球范围内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多边进程之一。 全球治理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机制安排，建立起全球性的运行规则，促使各国加强协调与沟通，共同解决全球经济中的负外部性问题。 G D P 全球发展 展望 Glob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发展展望 田慧芳 Working Paper No. 14.007 December 19, 2014 2 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特征是“ 西方治理 ”，即 以 G8 集团为核心的 发达国家主导凭借国际机制或是国际机构 （ 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等 ） 在全球治理中 发挥 了 主导性作用 ，发展中国家 被排除在“精英俱乐部”之外， 在全球 治理中处于 “被全球化”的 地位 。 进入本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商品、资本、技术、信息、 劳动力等在全球范围内前 的加速 流动， 使得 各国经济 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 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发生 了 重大 调整 ， 核心特征是从 “ 西方 治理 ” 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 20 国集团 “ 共同治理 ” 转变 黄仁伟 ,2013。G20 的出现使新兴市场国家首次以平等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 G20 的经济总量（ GDP）约占世界的 88，人口约占 64％，基本覆盖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 作为 南北国家 共同 应对全球 重要经济 问题的代表 ,G20 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地位迅速 提升， 逐步取代 G8 成为全球经济治理 的 重要平台。金融危机也催生了金砖合作机制，使得 金砖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从边缘移 到中心 ，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也 推动 全球治理 向平等参与和互利共赢的民主型特征转化 。 从经济实力看，尽管中国 已经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 由于 人口众多、 经济发展不均衡， 与发达国家还有 很大 的差距 ，特别是在人均 GDP 以及引领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科技创新能力方面 。金融危机 虽然给美、欧 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破坏 美 欧 的经济基础 。 美国经济总量仍是全球第一，是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欧元区乃至整个欧洲、日本虽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比美国还大，但经济总量依然庞大， 也还 将 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 从贸易联系看，发达 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基本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发达经济体与其他成员国之间普遍存在较高的贸易互补性 ， 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之间 、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德国和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指数 也 显著高于其他国家 。 而新兴经济体 内部 的贸易互补性相对较低。 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受总量上偏向中方的贸易不平衡而导致的对印度的心理影响，是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瓶颈性制约。中非贸易交流日益频繁，但文化价值观认同和理解仍常常引发矛盾冲突。因此，金砖国家间政策协调的有效性，更取决于微型多边机制下双边关系的发展。 后危机时期全球治理的困境是 受 金融危机影响， 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 ，但影响全球治理的能力仍非常 强 大； 新兴大国 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治理 能力和制度准备 却 显著3 不足。 从微观层面来讲， 新兴 经济体 经济增速 正在 减缓 ，同时 面临 通胀 风险 、 外部环境不利 、“中等收入陷阱”逼近 、资源和环境约束 等种种挑战 ， 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困境 在于 新兴经济体能否 拥有 长期 增长的潜力。 从中观层面来讲， 新 兴经济体参与的合作机制相对较少且成立的时间较短，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合作效果不太显著 ， 进一步表现为集体身份认同的困境 1。 从宏观层面来讲， “ 北强南弱 ” 的格局短期 内难以发生根本变化， 新兴国家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 表现为 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等方面仍然 将在相当长时间内 受制于发达国家 。 二． 全球 框架 下 气候 治理 的 困境 全球气候治理 进程 是 全球治理困境 的典型表现 。 气候 变化 被称为 “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失灵 ” ， 通过减少 碳排放降低全球变暖的速度，这是全球气候治理努力的基本目标 。气候 作为一种 特殊属性的 全球公共物品， 要有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必须构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 治理框架。首先，要 明确 各国的 减缓气候变化的责任 ，并就 减排 目标签署 有 具有 法律约束 力 的 国际 协议 ；其次，构建 兼顾 历史 排放 责任和 具体国情的 减排 成本分担 和国际合作 机制，确保 发展中国家能够在 “ 三可 ” 的资金、技术及能力建设上 获得 发达国家 的 支持 。 这一过程 的 实质即 是 在全球有限的环境容量 范围 内，合理合法分配全球 碳排放 空间 。 但 2008 年的 金融危机 对全球经 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 ，各国的政策重心纷纷转移到恢复或稳定经济增长上来。 美国复苏进展缓慢 ； 欧债危机始终弥漫在 欧洲上空 ；日本经 济稳态低增长趋势难改；资源出口国的增长受制于商品景气行情；新兴经济体 虽然有较大选择能动性，也面临减速调整。 这使得气候问题在全球治理舞台上被暂时边缘化，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局。 自 1990 年 国际气候谈判进程 启动以来， 随着各国对 对国家发展空间和 和 碳排放 权的争夺 ，以及 崛起中的 新兴大国 与 欧 美 日 等 发达国家 作为关键的 气候 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 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 使得这一进程遭遇到极大挑战，几乎陷入停滞，暴露 出 现 有 气候治理 全球机制的 重大缺陷 。 一是 现行国际规则的约束力难以协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 化中的利益冲突和立1 王凯， 2012，新兴国家与全球治理一种国际机制变迁的视角，山东 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 4 场分歧 ，无法满足 全球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于 1994 年 3 月生效， 是 国际社会 应对气候变化 的根本大法 。 现有国际气候治理尽管 坚持了这一基本 的合作 框架， 并在“ 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基础上 各缔约国就具体的减排目标达成一致 ， 但 到目前为止，各国并未能制定出一份具有牢固约束力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协议 。 在 2011 年德班气候大会上，印度与中国希望延长京都议定书。欧洲希望实现一个自上而下的协定，而美国则希望通过自愿承诺和国内立法实现“自下而上”的 治理 。在激烈的讨价 还价下，欧盟将京都议定书延长至 2017 年，但加拿大与日本退出。中国和印度一直希望促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给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时间在不威胁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调整强制性减排承诺。 而 西方国家 则 希望中国 尽快 加入到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中，接受国际核查和监督， 并以 中国现阶段的降低碳密集度 40-45的减排目标 难以从外部监督 为由，对中国的承诺 不 予 认同。 2012 年多哈气候大会上通过议定书修正案，从法律上确保了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 2013 年实施。但结果并 不如人意， 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及俄罗斯已明确 表示 不参加议定书 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地抱怨联合国机制的低效。 尽管各国都根据国情设定自身相应的低碳发展战略和减排目标，但 全球范围内的碳减排成效远低于期望值。 联合国环境署（ UNEP） 2013 年 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显示， 201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已达到 501 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 ， 2020 年 预计将达到 590 亿吨，比 2012年 估算 的排放量又 高出 10亿吨 。 即使 所有国家 都 兑现其 雄心勃勃的承诺，到 2020 年 ，排放差距仍将在 80 至 120 亿吨 （ UNEP， 2013）。 二 是 发达国家始终主导气候谈判的话语权 ，拒绝兑现资金及技 术承诺 。 世界范围内低碳领域的技术和资金合作交流虽然已经展开，在 加强气候变化合作、降低环境商品和服务贸易及投资壁垒、促进低碳技术转让和研发合作及官方发展援助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合作范围 仍然 相当有限 。 资金和低碳技术是发展中国家气候减缓、适应、损失和损害、技术开发与转让、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行动的基础和前提。 发达国家 在这些方面， 谈判意愿明显不足 ，并 以各种理由 逃避资金援助问题上的承诺 。 受知识产权、转移成本 和 风险 、市场 因素 等 影响，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 低碳技术转让 始终无法实质推动 国际能源署， 2010） 2。 2013 年底 结束的华沙气候大会 再次显示了 德班平台、资金和损失损害三 大 核心议题 进展2 国际能源署 ， 2010， 能源技术展望 2010，http//www.iea.org/techno/etp/etp10/Chinese_cutive_Summary.pdf 5 之 缓慢。在 兑现资金承诺 问题上 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出资意愿大幅减弱，美国、欧盟 等也明显缺乏诚意。 发达国家 在 能效技术及低碳 能源技术创新 方面 拥有绝对领先优势， 具有长期主导清洁能源行业的经济潜力 3， 页岩 油 /气 的成功大规模 开采 也大大降低了美国的减排压力 ，而发展中国家 未来 经济发展 的 需求，必然带来 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不断 增加 ， 并且面临低碳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巨大障碍 。 三 是 多边气候合作机制正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当前的 国际 气候 谈判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打破了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和利益均衡，导致在气候谈判中大国与小国的矛盾凸现，同时并存欧盟、美国和“ 77国集团 中国”三股制衡力量，以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 哥本哈根谈判成为新一轮全球利益分化和力量组合的分水岭。 发达国家 在策略上 企图 颠覆 “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 ， 强调 中国、印度、巴西等基础四国 的减排责任， 并在资金援助对象国方面倾向于将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 家排除在外， 谋求从内部分裂发展中国家。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 内部 也 开始出现分化。小岛国等由于更敏感于气候变化所致的海平面升 高和风暴频繁，也开始 对 中、印等国家 在采 取 减排和 适当 气候变化行动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四 是 参与全球 气候 治理的行为体数量和组织种类都有了极大的增长 ，但在 制度层面 ， 相互之间的协调以及实施非常薄弱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仍然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但气候治理也在其他平台上得以推进。 2011 年， OECD 部长级会议将绿色增长战略定为首要发展战略；2012 年墨西哥 20 国集团峰会把促进绿色增长列为会议的优先事项之一。 除公民社会行为体外， 跨国行动网络、私营决策机构、政府机构和公 私伙伴关系 等 新型行为体也涌现出来 4。 从国际论坛到各种多边论坛，再经过各国间网络传播，最后连结各国的司法管辖区，如州，县，市。气候治理参与群体壮大，包括民间组织，金融和商业组织，甚至一些有影响力的演员和名人。 从纵面来看，应对气候变化在许多国家的决策层面、企业的行动战略和公众的意识日益增强 ，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低碳绿色发展战略和行动， 以降低 二氧化碳排放，但这些努力并不能归功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3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 2013.3 美国占据有利地位 2011 年美中清洁能源贸易关系 4 戴维 赫尔德 ;安格斯 赫维 ;谢来辉 ， 2012， 民主、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 ， 国外 理论动态 2012-02-04 6 三． 全球 气候治理中的中国困境 中国是世界上煤炭储藏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煤将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长期占主导地位 。 煤炭消费量占 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接近 70。 中国 经济增长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低效、对环境有害或者非社会公平的，排放量减低必将显著伴随产出的相应减少，要维持每年 6-7的平均增长，当且仅当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来 实现环境友好型增长时 才可能实现。 所以中国 一旦 在国际社会中承诺 减排，压力 将 远大于其他国家。 2000 年至 2010 年，中国能源消费同比增长 120，二氧化碳排放占比由 12.9提高到约 23。根据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全球碳计划”最新年度数据，中国已经成为 2011 年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尽管中国的人均排放与美欧日等国 还有较大差距 5。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气候博弈中将必然被赋予极高期望 ，同时面临更多挑战。 一是身份困境。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 发展中国家 的 身份 也 越来越模糊 ，要求中国承担量化减排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提出雄心勃勃减排目标，国际社会 对此的 反应 却远 低于中国预期。 发达国家一直希望中国能加入有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中，接受国际核查和监督，而这恐怕在所难免。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一个重要策略是强调温室气体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这一策略正趋于弱化。中国目前年度人均排放量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未来的立场空间越来越 小。 二是外交困境。 当前 中国主张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的立场空间 正在缩小 。发展中国家 内部在碳减排问题上也开始分歧。如果集团分化 持续下去，将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也将使中国陷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面夹击中。 对中国的减排期待不仅来自于谈判桌上的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来自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中国至今仍缺乏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的经验，无法对国际非政府组织产生有力影响。中国气候外交的被动之处就在于，即缺乏稳固的同盟，又缺少愿意主动帮着中国说话的“朋友”。 三 是贸易困境。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 突出表现为 发达国家 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和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实行贸易保护 。 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 摩擦日益增多 。 2012 年 5 月美 国 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税率为 31.14 249.96的反倾销税。 随后 中国风电设备也遭遇贸易5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 2012维持全球升温低于 2℃的挑战 ， 自然气候变化专刊（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1203 7 壁垒，美国商务部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公布要对多家风电企业被征收高达 20.85 72.69的倾销税 。 贸易政策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措施，确实有效的政治和惩罚手段。 贸易壁垒 措施 小的方面看是为了把中国 新能源产 品阻挡在 美国 市场之外，大的方面考虑则是抑制中国在国际市场的拓展 。 四 是自主创新能力困境。 首要挑战 就 是技术困境。中国低碳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 核心技术缺乏 ， 而 发达国家往往对 对低碳 技术 进行 出口管制 ，并追求 技术转让 的 完全商业化 ， 即使转让成功， 技术输出方 也会 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控制关键技术。 以清洁能源为例， 2013 年 3 月 6 日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发布 报告称连美国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究竟在哪里，而事实上 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导者，美国处于领先地位 是 清洁能源技术， 和 美国企业在整体解决方案上的显著优势 6， 全世界都在购买 美国 的技术和产品 。 中国 在核心 关键技术方面 自主设计、 自主 研发 的 能力 显著不足 且缺少自主知识产权 。 近年来 尽管国际专利的申请数量上升很快， 仍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 当中国向欧美寻求技术支持时，常被美国以 技术多为私营企业所拥有 、中方在 知识产权 方面 保护不力 、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无偿或低价转让。 美国担心核心技术 向中国出口技术会加强中方军事经济实力或出现民用技术军用化等 “ 安全化问题 ” ， 也担心中国强大的模仿和自主技术升级能力会在技术转移后，还未从中国这个尚未实现的清洁能源市场获利，就被排挤出去。 对于 在众多低碳 核心 技术中 ，到底 需要国际社会转让 哪些 技术来实现中国的既定减排目标，目前还没有明确的“ 技术清单 ” 。 五 是 资金困境。 中国的低碳发展存在巨大的融资 瓶颈 。 仅能效投资需求，根据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的估计，“十二五”期间全社会能效投资需求总规模约为 12358 亿元，资金缺口 4134 亿元 7。要实现中国 到 2020 年 要 把碳浓度从 2005年的水平降低 40-45的国际减排承诺，根据 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 能源金 融 研究中心 2013 年最新预估， 2015 年和 2020 年中国每年气候融资 的 资金 缺口分别 高达12219 亿元和 14010 亿元 8。 从资金供给面看， 融资渠道狭窄。 随着 国际碳市场的资金来源渠道收紧 ， 国内公共资金 在 气候融资 中发挥了 主要 作用 ， 各商业银行 也是 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 等绿色经济领域 发展 的主力军 。 但 低碳 项目 往往存在6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 ， 2013， 美国占据有利地位 2011 年美中清洁能源贸易关系 ， Pew Charitable Trusts 20130306 7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 2013， 低碳发展蓝皮书 --中国低碳发展报告 20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 气候组织和中央财经大学 ， 2013， 中国应对 气候变化 融资策略 ，http// 8 较高 的 技术和资金 风险 ， 而政府提供的诸如风险补偿和税收减免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不足，加上金融机构对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关注优先于社会效益，使得低碳项目面临着较为严苛和不利的债权融资环境。 此外， 公共资金 引导能力不 足， 财政担保和保险机制 缺乏，难以撬动大规模 社会资本的进入 。 创新型融资模式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金融机构在的 “ 碳 金融” 业务还 处于概念和研究阶段 ，投资者对碳 金融产品信心不足 ，也制约了低碳融资业务的创新。 总之， 2012 年以后国际气候融资市场 的 不确定性 、国内 金融市场法律政策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结构不平衡、金融创新能力受限等， 使得我国国内的气候融资还任重而道远。 四． 对策与建议 中国参与 全球 气候治理面临的 三重困境 ， 一方面给 中国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极大挑战，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重大机遇。 对气候变化议题，中国应该站 在更高的全球治理视角，来进行战略布局，为 推动全球 气候 治理进程和实现中国自身的低碳转型，找到一条真正的 出路。 全球 气候 治理 问题能否达成一致行动，有赖于各国是否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和是有约束力的规则。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时间不长，长期以来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更多的是处于接受者的角色。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对于外部环境的敏感度增加， 中国 需要适应时代潮流， 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和全球治理规则的核心制定者 。 全球治理既是中国的战略挑战，又是中国的战略资源 。 中国自身经济治理的成功来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和创新 性改革。同样在全球治理中 ， 作为南北合作 G20 平台与南南合作金砖平台的核心参与者，中国要 争取 从被动参与者成为主动塑造者， 从规则接受者成为 核心 规则制定者 ， 坚持有新兴经济体色彩的全球治理改革，使两个平台相互促进，相互借鉴，为全球经济治理寻找到一条创新型发展道路。 在 全球层面，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不改变 联合国 谈判 主 平台 基础上， 中国可以积极 利用 多边区域谈判和 其他的国际活动配合和 补充 气候谈判 。 首先， G20 国家的排放占到了全球的 80以上，而 “ 金砖四国 在 G20 中重要性日益上升，如果将重心转移到要为减排负主要责任的少 数大国身上，针对内部主要的谈判方，增强共同合作的政治意愿， 有助于共识的达成，同时也可以树立中9 国富有特殊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此，中国需要加强和拓展 G20 框架内的多种利益共同体。正确处理同美国、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欧洲和日本）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三个层面的关系。在不同 G-N 之间，以及 G-N 和 G20 之间发挥积极主动发挥 中介桥梁作用， 增强各国的政治意愿，有效 推动 国际气候 谈判进展。 第二， 中国也可以 尝试 建立一个包含中美欧 在内的气候变化 三方 磋商机制 ,增强三方共同合作的政治意愿 ， 缩小潜在的冲突和误解 ，形成中美、中欧、美欧之间的 良性互动 。在气候谈判多年进展缓慢的大背景下， 随着双边对话的深入，中欧之间、中美之间 在 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共识 和包容正在逐步增加 ，存在 三方 开展合作 的 空间 。尤其中美之间在 2013年取得重大突破。 在 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 SED）框架下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 ， 负责 确定 双方 在 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 。而且 在过去几轮对话中都没有突破降低碳排放量议题 在 今年的 第五轮对话 中 具体落实到五个重点合作领域 ，充分表 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 共同 应对气候 变化 的行动和决心。 第三 ，在 南南合作问题上， 加大 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官方 援助力度 。特别 通过现有渠道或更多 方式，在技术转让、项目管理和资金等多方面，给予南方国家更多行动上的支持，并通过 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互开放市场，提升南南合作 水 。也可以考虑 建立南南气候与发展基金 ，鼓励 发展中 大 国共同出资 ， 给予 较不发达 国家更多支持 ， 以身作则 督促发达国家 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承诺 ， 提升 中国的外交 形象， 巩固发展中国家联盟 。 第四， 创新合作模式，加强在非政府层面和公民社会层面的合作。 比如 与美欧等国 建立规范化的民间对话平台。这个层面较少涉及政治，更多地与 科学和专业相关，具有人道主义色彩，是 较具 合作潜力与可行性的领域。合作主体 上 ， 加强与国际、国内 NGO 的交流合作，建立起固定的 NGO 与政府交流平台和信息传递通道， 让环境非政府组织成为中国气候政策的对外宣传平台，和倒逼国内低碳改革的“第三方”力量。 在国内层面， 提升自身能力建设， 扶持 低碳技术 的 开发和引进，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 从 根本 上 推动国内经济转型 。 首先， 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 扫除企业创新链上的障碍 ， 建立 跨境技术流动机制， 搭建 我国的低碳 技术 开发与 转移平台 ，最大化低碳技术的 溢出效应 9。 跨国9田慧芳 ;杜国辉 ; 2012， 中国低碳转型的困境和思路 ， 绿叶 2012-12-15 10 公司可以通过优化国内外生产 流程，提供清洁产品和服务，通过母子公司的联系和各种技术转让机制等方式促进绿色增长。 在供给层面， 政府 可以 通过明确 政策信号 支持特定行业促进经济发展， 完善环境立法和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 ， 鼓励国家间技术研发和传播的合作伙伴关系 ， 通过 多双边 磋商和对话， 为 气候有益技术的国际合作 扫清 障碍。 在需求层面， 企业是最终利润与风险 的承担者， 政府需要做的是制定保障政 策， 支持 企业的自主发展和创新能力 。可以 运用公共财政手段，支持 国内的 基础和长期研究， 并 为新技术 的开发、大规模 扩散和 推广提供有效 激励。 其次， 建立 多元化 的 金融 创新体系，加大对低碳 行业和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国际层面，政府 协助 企业 寻求更多替代性融资来源，尤其是国际发展低碳经济的资金资源，如 全球环境基金 GEF、 绿色气候基金（ GCF）、 CDM 等，并 加快与亚洲开发银行（ ADB）、世界银行、 国际金融公司（ IFC） 等国际 机构在低碳领域的 合作 。“低 碳经济”正逐渐成为金融危机之后养老基金投资策略调整的一个新动向， 他们正在与发展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密切合作，以确定具体的投资机会。国际 风投VE/ PE 也 开始 盯住 清洁能源行业。 对此，需要 加强 政府官员的能力建设，积极培育 中介机构 ， 包括交易平台的培育和完善以 及对参与碳金融的咨询、评估、法律、会计等 中介机构的培植， 鼓励专业性中介机构参与其中 ，协助企业认知到这些潜在的国际替代性金融商品。 国内层面，一方面要 加大对 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进行政策性倾斜 力度 ， 鼓励商 业银行将贷款重点投放于低碳生产、低碳改造、节能减排、循环利用的企业。另一方面， 建立 “ 绿色通道 ” ， 鼓励 和 扶持 低碳 技术开发和应用企业进入创业板市场公开发行和上市 ，或 设立减少碳排放的产业基金和面向节能减排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用于低碳企业生产发展的投入资金风险的防御 ，从而 扶持低碳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此外 ， 积极支持创新型 融资。 比如 对于一些大的新建项目如风力发电、余热发电等可以开展委托杠杆经营 租赁。引导一些投资机构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对一些大型节能项目开展委托杠杆经营租赁业务 。 总之， 气候变化的步伐不会随着 全球气候治理 进程受阻而放慢 ，降低碳排放，走低碳之路，是全球的大方向。 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对外部环境高敏感，使得中国11 已经从 全球治理 体系的接受者向着体系的改善者甚至改革者变化。作为南北合作 ，同时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 有必要 构建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通道，促成稳定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并 在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 和公平原则的前提下 ， 积极主动 承担责任，通过灵活方式 推动国际 气候 治理进程 。 同时，立足国情，扶持低碳技术开发和引进低碳技术，创新多元化融资平台， 切实 稳步推进 中国的 国内外 经济 战略 。 免责声明 本报告 为 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经 济发展研究中心 、 国 际经济与 战略 研究中心 所有 ，未经本 中心 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有违反，我们 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联系 邮 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