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碳排放机制确立两大突破深圳的决策者们在制定管控范围时，将制造业和公共建筑纳入了第一阶段的管控目标。欧盟自2 0 0 5年推出“Cap-And-Trade”模式的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时，采取的方式可以被概括为首先根据减排目标和经济预期，设定履约期配额总量并根据企业历史排放数据的峰值结合减排目标进行配额分配；配额一经设定，不再调整；允许管控对象通过配额及其衍生品交易实现碳排放履约和减排成本控制。对于深圳而言，如若照搬这一模式，首先遇到的是缺乏历史峰值数据的问题。不同于欧盟已经基本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整个中国正在全速工业化，无论是能源企业还是制造业、交通，都远没有达到最大排放值。因而，为了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中国所做的承诺是到2 0 2 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也就是碳排放强度较2 0 0 5年下降4 0 -5 0 。深圳的排放权交易同样选择以碳强度为控制目标。在给定碳强度之后，企业所获得的配额与其实际的生产增加值相关。这也就是说，企业一开始获得的配额数量是其预测的工业增加值乘以碳强度，但履约期末，要以该企业实际的工业增加值乘以碳强度得到企业实际可获得的配额数量。打比方说，一家生产电脑的企业，一年预计生产1 0 0 0 0台电脑，每台电脑售价1 0 0 0 0元，假定生产一台电脑的碳排放是0 .1吨，该企业可获得1 0 0吨的预期配额。如果到了年底，该企业实际只生产了5 0 0 0台电脑，则该企业当年的实际配额便被降低为5 0吨。如果企业最终的实际碳排放量为6 0吨，在欧盟，这家企业会有4 0吨富余排放权可以出售，但在深圳，该企业还需要购买1 0吨的排放额，才能完成履约。也就是说，深圳希望通过给定碳强度，浮动总配额的方式，避免碳交易市场因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造成的大量过剩或是紧缺，从而给予碳交易市场相对稳定的价格信号。第二大突破是引入制造业作为管控企业。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公布的数据，在欧盟，电力和热力生产行业为第一大能源消耗，占比为3 8 ，而制造业和建筑业能源消耗仅为1 6 。所以欧盟仅将能源转化行业，钢铁、水泥等行业，加上近期纳入的航空业作为管控行业。但深圳有着完全不同的碳排放结构。按照2 0 1 0年的数据，深圳当年能源行业的碳排放量占比为2 0 ，而制造业的碳排放高达3 2 .4 。此外，可以预测的是，随着碳交易的阶段性推进，未来电力等直接排放行业的技术改进空间和减排潜力递减，其边际减排成本将会大幅上升，客观上需要其他低成本减排行业进入交易系统，提供消减。所以，深圳的决策者们在制定管控范围时，将制造业和公共建筑纳入了第一阶段的管控目标。在中期发展目标中，深圳还将要为公共交通企业发放配额。多重博弈机制下的制造业配额分配这是深圳碳交易体系内最有趣最精妙的制度设定。然而，制造业内部行业众多，产品各异，对应的碳强度也千差万别。如何对这些企业进行配额分配，是碳交易市场公平、稳定运行的基础。由于政府不能够完全掌握企业的信息，给其划定减排强度已属不易，而让企业最终心甘情愿接受减排目标更是难上加难。一番探索之后，深圳引入了多重博弈机制。对此，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孙翠华用了“完全成功”四个字来评价。这的确是深圳碳交易体系内最有趣最精妙的制度设定。在深圳碳交易启动的前一天，深圳市主抓这项工作的副市长唐杰曾向本报记者阐释这一机制，言语之间不无得意。这一机制核心设想是充分允许、鼓励并引导企业参与配额分配的讨论，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反复对策选择中，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交换与共享，实现科学、合理的配额分配。具体做法是，首先，政府出资委托一批第三方核查机构对年排放在5 0 0 0吨以上的企业进行核查，得出企业历史碳排放数据后，将企业按照行业进行分类，并在行业内部按照规模大小、产品性质再次分组。博弈最终在这些小组内部进行。在博弈开始前，政府根据小组内部企业历史碳排放情况，以2 0 1 0年为基准年，按照年均1 0 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年均5 .5 9 （深圳提出“十二五”制造业碳强度下降2 5 ）的碳强度下降目标，确定小组的总配额。同时，将小组内历史碳排放强度较小的前8 0 企业进行加权平均，得出一条碳排放强度的行业基准线。博弈最终在电脑上进行。今年3月底4月初，同一小组的企业代表被通知在同一时间前往深圳市南山区的创新中心，那里的电脑统一装配了分配系统。企业代表被要求在同一时间登录系统，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申报未来三年的预期生产总值和碳排放总量。随后，系统生成一个直角坐标系，横轴为企业的预期产值，纵轴为碳排放量，所有的企业的碳强度都在坐标系中对应一个点。企业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自己所报的碳强度在行业内的位置，是高于行业基准线还是低于行业基准线。本着奖励碳排放绩效高、惩罚碳排放绩效低的企业的原则，前者被要求下降的碳强度率低，后者被要求下降的碳强度率高，系统自动给每个企业分配未来三年每年的碳排放配额总量。五分钟内，企业需要决定是否接受这一分配。如果接受，便相当于订立了强制减排合同，如果不能接受，可以退出。首轮博弈之后，已经接受配额的企业退出博弈，并带走相应配额。剩下的企业就剩下的小组额度进行再博弈，它们可以根据上轮博弈的结果调整自己所报的碳排放量。“最终的结果是，企业逐渐向行业基准线靠拢，并最终拿到一个可以接受的配额。”深圳碳交易体系研究的核心成员告诉记者。从上述过程来看，这一机制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对行业碳排放情况及减排潜力信息掌握不完全，而企业普遍存在“报大数”（获得较多配额减少减排义务）动机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小组内所有的企业都夸大自己的碳排放需求，则整个小组的排放总额超标，系统会自动给每个企业的碳配额乘以一个消减系数；而如果是单个企业总是“报大数”，不接受系统生成的配额，也是不行的因为小组内的配额是越来越少的，如果不接受上一轮的，下一轮能分到的可能更少。此外，制度还规定，在履约期结束时，如果企业实际的排放量和碳强度高于此前上报的总量和强度，不仅要面临法律制裁，下一期的配额也会被惩罚性消减。根据深圳市发改委的数据，运用这一分配体系，至2 0 1 5年，管控企业的平均碳强度会比2 0 1 0年下降3 2 ，2 0 1 3－2 0 1 5年均碳强度下降率达到6 .6 8 。这一目标不仅高于全市平均2 1％的减排目标，也高于制造业2 5 的碳强度下降要求。向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开放交易机构投资者和个人需要交纳一定的会员费用。进入交易环节之后，对于市场观察者来说，在深圳碳交所的交易规则设定中，敞开对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开放的大门，或许是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根据规则，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的参与者是受管控企业、核证减排量（CCERS）的项目业主，以及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后两者只要完成开户和第三方存管手续，便可以与受管控企业一样平等参与碳交易。其中，记者从深圳发改委获悉，目前受控企业能使用核证减排量的比例还没有确定，大致应该在企业配额总量的5 -1 0 之间。机构投资者和个人需要交纳一定的会员费用。其中，机构会员一次性缴纳会费5 0 0 0 0元，年费3 0 0 0 0元；个人投资者需要一次性缴纳会费2 0 0 0元，每年交年费1 0 0 0元。据了解，交易首日进场的买家，广东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和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均不是纳入深圳碳交易的控排企业，而是以市场投资者的身份参与碳市场交易。其中，汉能控股集团是一家清洁能源企业，本身并没有碳排放减排需求。该集团旗下清能投资咨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宏杰告诉本报记者，该公司致力于CDM和VER项目专业咨询数年，对国际碳排放权市场非常了解，也一直非常渴望参与国内碳交易。他表示看涨深圳碳排放权。上述两家企业各自从深圳能源集团东部电厂手中购买了1万吨的碳排放权，价格分别为2 8元和3 0元。据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陈海鸥的说法，这两笔交易主要是由交易所撮合的，定价是由双方协商出来的，未来的碳价可能高于或者低于这两个数字。正式运作之后，交易所最主要的交易模式是一对多的电子竞价。根据交易规则，有意愿的企业经审批即可挂牌出售碳排放权，交易所随后发布电子竞价公告，按照出售方提出的条件，广泛征集意见方，在挂牌期限内，产生两家或两家以上的意向方后，便可开始竞价。相当多企业还在“沉睡”一项调研显示，8 0 的企业对碳市场的态度是“等”。虽然中国“碳”市才刚刚起步，但对于市场的担忧已经浮出水面。有学者从制度上担心人为设计出来的、看似美好的碳交易体系是否能够应对复杂的经济局面。深度参与制度设计的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环境与能源学院教授马晓明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当前的制度设计对企业实行浮动配额，可以避免出现像欧盟的情况，但将配额和单位工业增加值挂钩，未来也可能制造麻烦。此外，根据记者对部分受控企业的访谈发现，原本就注重碳排放管理的企业，往往是行业内比较好的企业，而他们对于明年的履约大都不太担心。一家塑胶行业企业则对记者表示，在投资渠道有限，民间闲散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他们担心向投资者和散户开放市场会大幅炒高配额价格，大大加重企业负担。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相当多的企业在这一重大变化面前还在沉睡。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最近调研了1 2 0多家企业，结果显示，8 0 的企业当前面对碳市场的态度是“等”，而不是主动融入和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去。“我们虽然知道一个大的方向，但具体企业要做什么，我们感觉还是很茫然。”深圳一家典型电子制造业企业负责碳交易的黄小姐说。此外，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方面认为，在试点阶段，深圳的配额仅能在深圳区域市场内流通，这不仅不利于单个市场的稳定发展，容易出现供应短缺或价格波动，而且人为割裂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要尽快破解碳排放权商品化的局限性，早日建成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美国加州洲际交易所（ICE）集团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杰夫表示非常赞同这一想法。作为同行，黄杰夫认为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应该成为一个开放而国际化的平台。此外，他建议深圳应该尽快建立起碳排放权期货等相关衍生品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补充，更好地利用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