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路径思考黄鹂摘要建立碳金融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构建碳金融市场体系、碳金融服务体系和碳金融监管体系，鼓励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的投融资活动，这就需要积极从碳金融市场发展步骤、发展动力、发展环境、微观主体以及风险规制等方面探索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战略路径及具体实施机制和措施。关键词碳金融市场，清洁发展机制，自愿减排世界银行2012碳市场现状与趋势报告显示，2011年碳市场总值达到1760.2亿美元，交易量达到102.8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是2005年的14.61倍。同时以原始的碳排放配额和核证的碳减排量为基础，碳远期、碳期货、碳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纷纷涌现。尽管我国较早地认识到了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政策等种种原因，相对于国际市场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依然滞后。因此，明确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与困境，提出发展和完善我国碳金融市场的战略路径，是当前亟须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困境中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困境目前主要表现为基于项目的CDM市场发展与目标偏离、基于自愿减排的碳市场推广难以启动以及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市场风险增加等困境。（一）基于项目的CDM市场发展与目标偏离根据京都议定书的三种交易机制，京都框架下的碳交易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基于项目的交易。我国已经成为CDM一级市场的最大供给方，20052011年我国在CDM一级市场累积的经核准减排量达1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部减排量的71。根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站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5月21日，在联合国注册的4190个清洁机制合作项目中，我国注册项目占48.04，达到2013项，估计年减排量为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在类型分布上，已注册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1644个，占全部项目的81.67，占总减排量的52.25，第二、三位分别是节能与提高能效项目和甲烷回收利用项目，共有282个，占总减排量的18.83。项目在地域的分布上，从东、中、西三大区域来看，分别是东部612个、中部344个，西部1057个，减排量分别为1.72亿吨、0.53亿吨、1.52亿吨。虽然基于CDM的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迅速，但是我国CDM项目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是定价权缺失，议价能力弱。我国CDM项目主要存在于一级市场，处于卖方地位，位于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由于缺乏交易平台和市场主体，无法进入二级市场，中国经核证的碳减排量，由发达国家低价购买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同时国际碳交易市场计价结算货币以美元和欧元为主，碳交易权与计价货币的绑定使得发达国家拥有较强的定价权。二是注册的CDM项目减排类型单一，技术创新能力弱。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全部减排项目的81.67。这些项目中风力、水电等低成本、高效益的资源利用型项目居多，这些项目的技术含量低，收益高。这种情况使得发达国家实际上规避了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义务。（二）基于自愿减排的碳市场推广难以启动2011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等七省市经批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在此之前包括山西、武汉、深圳、昆明在内的许多省市已经成立了环境交易所，积极探索市场机制的设计和交易产品的创新。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已成为初具规模的自愿减排市场。北京环境交易所侧重于碳减排交易，业务涉及节能减排、环保技术交易、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排污权交易，与Bluenext交易所共同发起中国化的熊猫标准，推出第一个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低碳指数。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集中于排污权交易，是集环境能源领域物权、债权、股权等服务为一体的专业服务平台。以世博会为契机，正式启动“绿色世博”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和平台。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是我国第一家综合性的排放权交易机构，致力于能源效率的进步。通过与中石油合作，借助CCX为其提供的知识产权资助稳步发展。我国自愿减排市场表面上的“低碳热”难以掩盖其发展滞后的现状，目前更多的还是一种试点的意义。一是各交易所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区域性。虽然我国目前建立的交易所多达几十家，但是各交易所规模较小，大都由地方或者地方与主管部门联合设立，交易主体也大都局限于特定的行政区域，市场分割严重，缺乏统一有效的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二是交易层次低。规模较大的三家交易所从事的也仅仅是碳交易市场中的初级形态，主要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排污权的交易，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交易所还相差甚远，对于减排量的核证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平台。（三）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市场交易风险增加国内很多金融机构开展了碳金融业务，并且实施了多项碳金融政策，主要表现在绿色信贷、碳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碳基金运作上。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均推出了绿色信贷业务。如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推出的CDM项目下的信贷模式，将节能减排贷款与碳金融相结合，为企业提供融资。深圳发展银行和中国银行推出的二氧化碳挂钩型人民币和美元理财产品。浦发银行以财务顾问的形式参与CDM项目的运作。在碳基金运作上，政府发起建立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为相关低碳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于2007年7月成立的公益性低碳环保基金中国绿色碳基金，是一个专项造林减排基金，用于应对温室气体变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金融机构介入碳金融市场参与程度低，金融机构对于碳金融市场运作模式、风险管理等方面认识不足，对碳金融市场“蜻蜓点水”式涉及，主要体现在银行体系向低碳经济主体倾斜的绿色信贷业务，而对于基于碳排放权所衍生的碳期货等领域鲜有触及。金融机构缺乏有效地规避风险机制。由于目前金融机构参与主要是CDM项目的合作，但是CDM的批准程序相当复杂，注册成功率低，给金融机构参与CDM项目的融资造成了很高风险。同时2012年后我国很可能要承担一定减排义务，后京都时代的政策上的不确定风险，抑制了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市场的积极性。二、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路径选择建立碳金融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构建碳金融市场体系、碳金融服务体系和碳金融监管体系，鼓励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的投融资活动，这就需要积极从碳金融市场发展步骤、发展动力、发展环境、微观主体以及风险规制等方面探索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战略路径及具体实施机制和措施。（一）遵循循序渐进的碳金融市场发展步骤我国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这就意味着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碳金融市场的构建和发展要分步进行，在市场空间维度上要体现层次性，建立多层级的碳金融市场体系。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地方性的碳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这是碳金融市场体系构建的第一步。但是地方性交易市场行政上的局限容易造成市场分割，限制了流通性和灵活性，这就需要打破行政壁垒，由省内交易到省际交易，逐步整合为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这样才能实现统一的交易标准，便于交易市场的运行，提高了有效竞争力。以此为基础通过开展国际合作逐步融入国际市场，最终形成包括地方、国内和国际的多层级市场。多层级市场体系的构建能够更好地发挥碳金融市场的定价、融资、交易和信息供给等功能。在时间维度上碳金融市场发展要体现阶段性。美国和日本的碳金融市场发展路径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即首先建立京都机制下的碳交易市场和自愿减排市场，然后在条件发展成熟后在东部发达地区试点强制减排交易市场，最后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强制减排交易市场。（二）从行政推动逐步过渡到市场推动由于中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政府行政力量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建立中国碳金融市场既不能是完全由市场主导的市场模式，也不能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市场模式，而是坚持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推进，建立由政府主导市场平台，由市场主导碳金融项目运作的“政府财政补贴，公司市场运作”市场化模式。在碳金融市场构建初期，行政力量的推动能够更加有效地构建和完善碳金融市场结构，引导碳金融市场发展方向，为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政府在总结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区域性碳金融方面的试点和推广，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和发展碳金融交易市场，促进碳交易平台的业务的发展和创新。国家通过立法设定国家层面的排放目标，明确分配机制和监督程序，实现碳交易市场的统一，明晰交易的碳排放权单位并标准化等。待较为成熟的市场结构形成后以市场力量为主导更加有助于正确的低碳投资和创新激励机制的建立，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和实现积极主动减排。（三）逐步提高碳金融市场微观主体参与能力碳金融市场微观主体包括企业、金融机构以及政府，碳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这些微观主体逐步改善自身，协作促进。企业层面应当树立积极减排意识、正确认识自身所能实现的潜在减排量，衡量实施减排的成本与收益，选择适宜的CDM合作项目，在参与项目合作的同时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以应对CDM项目的较为复杂严格的业务流程。政府层面尽快制定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碳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随着CDM在我国实践的深入，迫切需要政府健全CDM项目的管理制度，引导、培育和规范CDM市场，丰富CDM项目的减排类型，鼓励企业参与垃圾焚烧发电、N2O分解消除、能效提高等项目对我国环境社会意义较大的CDM项目。通过政策倾斜引导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市场，为企业CDM项目以及自愿减排项目提供投融资等服务。金融机构层面，应积极拓展目前的绿色信贷业务，支持可持续发展项目，同时注重积极寻找规避和控制风险的方法和机制，如创新碳权质押贷款等融资途径。创新如碳证券、碳基金、碳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在参与碳金融市场的同时又加强了市场的流动性。参与为碳排放交易方的项目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咨询服务及其他服务等碳金融中间业务，有助于参与整个项目的开发过程，既能带来收入又能有效评估和监测项目风险。（四）注意监管和规制碳金融市场风险碳金融市场蕴含着多种风险，如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政策风险等等，其中政策风险尤为突出。一方面是由于CDM审批严格复杂项目而产生的认证风险，另一方面是基于后京都时代国际碳交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这些对于金融机构对于碳金融市场的介入，比如CDM项目的投融资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金融机构要健全碳金融业务风险的管理，在提供绿色信贷的过程中，应该选择经济实力强、外部担保好的碳金融交易项目，也可以以分期资金投入的方式降低信用风险。CDM项目审批时间较长、开发周期长，要加强对项目特有风险的识别、监测和控制。也可以探索诸如碳金融责任险等商业保险的形式，对风险进行转移。另外，建议一个专门的碳金融市场监管组织机构已经十分必要。当前我国的碳金融政策主要是由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出台，地方设有CDM服务中心针对清洁发展机制进行服务和管理。这种情况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发展趋势。自愿减排市场体系的不断构建以及其本身的复杂性，登记结算制度的不健全和惩罚机制的缺失，导致监管风险的增加。一个强有力的监管部门是规避碳金融市场风险的必然要求。（五）积极优化和培育碳金融发展环境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是碳金融市场构建和完善的保障。第一，要突出政府对于碳金融业务的扶持态度，引导企业树立良好低碳经济发展意识。尽管我国CDM项目发展迅速，但是发展空间依然很大，而且自愿交易市场上成交项目寥寥无几，政策上积极宣传和引导，增强企业的节能减排意识，促进一些能源消耗量大的重工业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营造一个宽松的碳金融市场发展环境。第二，完善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制度框架。在当前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定碳金融市场管理条例或法规，明确市场买卖双方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健全监管和惩罚机制，使得碳排放权交易有法可依，提高碳金融市场运行的稳定性，降低金融机构介入碳金融市场的风险预期，增强其业务拓展和模式创新的积极性。第三，基于我国碳金融市场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健全碳金融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机制，加强碳金融方面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为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比如在大学的管理学、经济学、环境保护等学科设置关于碳金融的研究方向，培养立足于发展前沿、知识结构丰富的低碳经济人才，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人员开展关于碳金融的知识培训，为碳金融市场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软环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