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1 大国游戏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引子）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 2 （一）布莱尔在行动 ............................................................................................................................................................... 3 （二）“碳道德”的诞生 ......................................................................................................................................................... 8 （三）铁娘子的礼物 ............................................................................................................................................................. 12 （四）碳金融第一波京都会议与先烈安然 ..................................................................................................................... 15 （五） “曲棍球曲线 ”与碳金融元年（碳金融第二波） ................................................................................................... 18 （六）碳金融第三波曲棍球曲线的崩溃 ......................................................................................................................... 23 （七）碳金融第三波折翼雷曼 ......................................................................................................................................... 29 （八）强冲哥本哈根气候门与挽救“碳钟” 的德银 ..................................................................................................... 33 （九）后哥本哈根会议时代再觅宿主 ............................................................................................................................. 39 （十） 碳道德与碳金融左右合流 ................................................................................................................................... 42 （十一）精神导师， “绿色 ”大腕 ......................................................................................................................................... 47 （十二） “巧实力 ”叩关 ......................................................................................................................................................... 55 （十三） 碳泡沫，中国立场 ............................................................................................................................................... 62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2 （引子）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2010 年 7 月 30 日，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小西冲寨来了 一个国际政治人物布莱尔。 “是他，是布莱尔，去年他来过花溪摆贡寨，没想到他今年又来了。”一位善良的村民感到意外，“真是一位热心人 ” 是的，在不到 1 年前，也就是 2009 年 8 月 22 日，布莱尔与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以“千村计划”的名义共同访问了周围的另一个村庄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摆贡寨，（所谓千村计划，指 1000 个村庄 400 个中国村庄， 600 个非洲和南亚村庄安上太阳能电池板和 LED 路灯。截止 2010 年，计划已 2 年，据称安装了 38 个村（公开有报道的 2个村），每个村 10 个太阳能 -LED 路灯，这种路灯在中国 的正常售价每个在 4000 元左右，根据了解，这些都是从中国加工企业直接免费索取的）是的，热情的苗寨村民和干部一定很意外“他又来了”，为什么一位前国家元首，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贵州，如此钟情 布莱尔卸任后，俨然成为中国的常客。这位前国家元首对中国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热心，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他卸任后的 2008、 2009 两年间，这位贵客已经先后访问中国并组织、参与各类公众活动达 14 次。 2010年，截止 11 月，有案可查的重要来访又有 3 次，分别是 2010 年 7 月 -8 月，作为“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2010”的主持人物与会， 2010 年 9 月，重新“视察”千村计划示范村花溪摆贡，以及 2010 年 11 月上旬，再次与壹基金李连杰配合，到北京有关单位侃侃谈论“公益领导如何培养”的话题，并启动“碳路未来”，在中国企业间展开全面公关活动。 布莱尔的 2010 年 11 月来访并非与在相邻时刻的现任英国首相卡梅隆访华有关）。 布莱尔来中国来的这么勤，干嘛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3 （一） 布莱尔在行动 在 2009 年 8 月拜访贵州的时候，布莱尔与央视对话节目进行了一次深度互动，节目名字叫低碳，进行时。然而，在这场“低碳进行时”的节目里，我们可以发 现一些微妙的不同 与会的大部分中方代表，主要围绕着建设性的话题展开讨论，比如贵阳市的袁周市长，主要谈论的就是打造“循环经济”的节能举措，特别介绍了贵阳市在改造传统磷工业中采用余热利用方法有效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的案例。而布莱尔则不同，布莱尔带来的材料集中于两点其一，是带有灾难恐怖片色彩的文宣作品（ http//www.globalcoolfoundation.org/），这是铺垫，其二则是碳金融 当主持人陈伟鸿追问“发达国家如何能够做深入的工作”的时候，布莱尔先生侃侃展开“我们能做 的，就是建立碳交易市场”，至于“技术转让问题”等“次要”话题，“这是复杂的事情” 图布莱尔 2009 年在贵阳的节目现场；布莱尔 2010 年再次视察中国贵州 （目前被标上所谓“低碳”标签的几个技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能源技术 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和解决能源来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4 源问题的余热利用、新能源汽车、 LED 照明、风能、太阳能等，另一类是建立在“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学说基础上的非生产性技术，如“碳捕捉与碳储存技术” CCS，其中，在能源技术的投产和部分领域的研发方面，中国均居于世界前列或迅速逼近世界前沿。当然，也有一些更新的创新技术集中在德国、日本、美国等地。而后一种 CCS 技术 本文将说明它实无意义，而且在技术上 也则尚处于摸索阶段。在这所有领域内，作为鼓吹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先锋，英国除了德国半导体设备企业 Aixtron 的一个子公司之外，在布莱尔所圈定的所谓“低碳科技”领域，几乎没有在任何一项上具有技术意义上的优势。） 是的，碳交易市场，这才是布莱尔来华的真正目的。碳金融 来自实体经济已然基本虚化的“低碳先锋”国家英国的真实声音。 这些微妙的不同，在“碳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将“节能”与“低碳”进行捆绑的猛烈文宣攻势下，很容易被善良而容易粗心的人们所忽略。然而，博弈中的一些参与者，其实心知肚明。那么，如何在这种 博弈中，实现自己以虚胜实的目的，维持自己文明数百年的即成优势 通过某种突然发明的科学命题，人为构造一个道德高地，占据它，再与自己最擅长的上层财技相结合，当是维持食物链稳定不倒的一个巧妙攻略。至于贵州，作为在西方人眼中充满神秘的具有猎奇风味的“亚洲亚热带丛林内陆深处的‘原始’地区”，当然是公关的最佳舞台、“道德产品”的优良加工厂。在中国排山倒海的铁路革命浪潮完成中国大西南的布局之前，抢占道德制高点，把握舆论主动权，形成当地有权威认同效应的定期会议机制，并在会议中把握核心议题，成为灵魂人物，这是面向中国的大战 略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最重要的是 这将进一步浇注并稳固近代 400 年来“西方对于东方是一种‘优势文明’对‘劣势文明’道德高尚的悲悯布施关系”的既成印象，巩固在中国全面发展下已然摇摇欲坠的基本盘。 道路在这里分叉，一边是节能、增效 建设性的道路，中国的专长，中国的比亚迪，中国的高铁，中国的低耗能芯片、通信基站，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国的突飞猛进为人类作出的踏踏实实的贡献 中国主导；一边是减排、低碳 虚拟手段获取利益的布局，英国的禁脔，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英国的 IPCC 核心成员，英国的碳金融碳交易，英国在 世界上摄取食物的捷径 英国（及部分美国与欧洲大陆）主导。经历了数十年虚化后的大不列颠仍然要在精神上存在，它在 21 世纪的道德变体不会容许另一个文明凭借自己的矜矜业业的努力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更不容许对国际“科学”和道德命题的设定权力提出挑战。 当布莱尔在中国出现的时候，有一个组织的名字始终环绕在周边，弥散不尽 这个组织被加盖上了一个极大的名头气候组织（ The Climate Group）。气候组织，并不是研究气候的组织，而是要拿气候做文章的 NGO 组织 这个组织的人员名单上看不到布莱尔的名字，却是布莱尔 的马甲，布莱尔全球行动的平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组织虽然囊括了巴西、德国、法国等国家，但是在它的网站上，却没有葡萄牙语、德语和法语的版本，它只有两个版本英文，和简体中文。其中用意，一目了然。而另一个组织， WindRush Ventures，布莱尔的私人投资基金，则已经打开了口袋，准备收获碳金融的丰厚果实 当你键入 http// 图 WindrushVentures 的网页 （气候组织在中 国扎根的时候，要选择一个路径。由于余热利用以及可再生能源乃至电动车等领域中国已经领先，因此必须拿出西方企业有的“新玩意”，所以他们的主要推销对象是碳捕捉与储存（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简称 CCS） 一项完全建立在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学说基础上的不成熟的非生产型技术。）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5 一手 NGO，一手碳交易基金，当两手准备齐备之时，“中国风暴”于 2007 年 11 月开始，而布莱尔在中国与国内外各家 NGO 眩晕般的转舞挂起的旋风，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高校和其他单位，主动的或被动卷入其中长沙远大、朗诗地产、锋尚地产、淘宝网、中国平安、中国银联、深发展、联想集团，乃至央企巨象中国移动、光伏状元无锡尚德„„他们或者出于自己的公关目的，或者因为本行业客观的可被“低碳”口号沾上边的节能需要，都被气候组织找上门，邀请入局。贵州只是一个道德的场具，布莱尔在中国的发力点决不仅仅是贵州 上海是他的上流文宣 阵地。北京才是他遥指的目标，而整个中国则是这场运动的最后猎物。当中国代工或封装，贴上飞利浦标签的太阳能板 LED 路灯，被象征性的安插在了这两个中国西南的村庄上的时候，布莱尔便抢先一步，成为要让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的亿万人民尊敬的“慈善伟人”，“气候组织”获得了在这个正在走向世界中流砥柱的国家中获得了它想要的东西一道道道德上的声誉 这铺就一层层台阶，布莱尔与他的组织，踏着这条台阶，走向中国国家决策的心脏北京。 2010 年 11 月 19 日，气候组织宣布，将在坎昆会议上作为东道主招待里程碑式的中国领导人与企业家会议 ，网络，已经全方位展开。 （“气候组织”发动的前两个道具型的活动分别是“千村计划”和“百万森林”， 2010 年 11 月 6 日，布莱尔再赴中国启动“碳路未来”，正式瞄准中国企业，加大公关。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千村计划自称是全世界实施的计划，但其实在实际操作中仅限于中国。目的性十分明显。） 图“气候组织”网站，中国是他的最高目标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6 布莱尔在行动。 这绝不仅仅是一场和个人名声或利益有关的公关策划，而是一场文明意义上精神与利益双重征服的标志战役。 布莱尔是一个典型的先锋案例，要理解这个案例，必须彻底了解“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 Anthropological Global Warming，简称 AGW）这 个命题以及相伴随的所谓“碳政治”、“碳道德”和最后落实到实际操作层面的“碳金融”等一系列的泡沫的来龙去脉。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泡沫在尚待膨胀时就遭遇了严重的挑战，晃晃而欲爆。 布莱尔并不是第一个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而积极活动的知名政治人物。 2007 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世界上最活跃的为“制止”“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而摇旗奔走的知名政治人物，与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各次会议提供评估报告的组织撰写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挟一部精心制 作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之势，“防止全球变暖”的全球舆论攻势似乎达到了一个顶峰，并昂首阔步迈向 2009 哥本哈根会议。 仔细观察戈尔，他和布莱尔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都咬定全球变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尽管他们都不是科学家，也没有进行过严谨的观察，至多只是做了一些游览（如戈尔），甚至连去都没去过而只是看了照片（如布莱尔），但是都不辞辛苦亲自上阵，用非常耸动的语言制造宣传攻势（戈尔的不可忽视的真相和布莱尔的全球降温（ Global Cool） ，都宣称人类只剩下不到十年，甚至“只有四年”时间来拯救地球，拯救自己），这是一种发动社会宣传运动，扰动民心民情的思路和手法；第二个共同点，都参与了碳金融相关的金融投资，手中握有相当可观甚至巨额的资金，而个人从相关活动（投资红利、演讲费）中收获巨大，例如戈尔与从高盛出来的金融家布拉德（ David Blood）共同筹资的 GIM 基金数额达到 50 亿美元。类似的案例，我们在一些与中国相关的人物中，还会继续碰到。 认同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在西方通常界定的政治光谱上，属于“左派”（主要是文化左派，下详），这批人表 面上反对让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支配世界，似乎站在市场主义的反面；而进行虚拟经济交易投资（碳金融中的主体是碳汇交易（现货）及其衍生品交易（期货、期权）），则属于 80 年代以后西方特别是美国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大搞的符号虚拟经济的范畴，这批人恰恰属于自由（金融）市场的积极拥护者，在西方政治光谱上属于当然的“右派”（金融右派）。一个西方左派，一个西方右派，居然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正是这一系列“碳泡沫”的诡异之处。 然而，貌似离奇，其实并不意外。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7 以极具视觉听觉冲击性的末世预言警告将一个突然出现的科学 命题打造成道德命题，筑起一个道德高地，占据之并俯视芸芸众生。这样暗示性的图景为赚取暴利增强合法性，例如 GIM 的网页选择即专门使用了四幅地球航拍图片，用“动人心魄的美丽”来暗示这是一笔“道德生意”（ Moral Business）。塑造出一个“碳道德”，成为碳金融合法性的道德基础。因此，碳金融的史前故事，必须从“碳道德”的出现说起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8 （ 二 ） “碳道德”的诞生 在目前的主流媒体上，人类活动排放的二碳化碳及其他被认定的温室气体排放被等同于一种“环境污染”，而防止全球变暖则被归类为一种“环保运动”。而“环保运动”在西方的政治社会活动中普遍被归为左翼的政治活动。环保运动被覆盖上道德的色彩，演化成政治运动，并最后和金融自由派殊途同归，强化结合成道德加强型金融游戏规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必须探索它嬗变的路径。 美国早期有效的大规模环境保护运动，虽然发端于 20 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的国家公园 政策（ 20世纪初的老罗斯福时代的自然保护运动局限于当时占人口少数的中产阶级群体中，并不具有全民意义），但有力的推广还是在 30 年代初应对大危机的罗斯福新政实现的。当时的自然保护政策是农业政策和再就业政策的衍生物，表现为“公民自然保护队”计划（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简称 CCC），这个规模庞大的计划所做的事情，就是将城市失业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派到乡下去种树、修路、设立州立公园并巡逻、设立森林防火带等。这些政策既起到减少失业人口的作用，又能够治理在美国 30 年代由于大型农场的过度开发 导致的土尘暴等灾害，是美国的第一波环境保护浪潮的顶点，基调是建设性的、可行并有所成就的。 CCC 自然保护队计划在 1942 年二战期间普遍就业的大背景下中止。战后，西方世界进入繁荣的黄金二十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在 50-60 年代，追求生活品质成为当时普通百姓所认同的风气。然而与这种风气相伴随的，则是从富人家庭一代蔓延开来的年轻一代的颓废风潮，一方面享受着物质的繁荣，另一方面又感到空虚，逐渐兴起了一股否定发展，否定建设，追求“个体放任的精神自由”的思潮。正在这个时候， 1962 年，以中上层社 会科学知识分子阶层和媒体圈从业人员为主要读者群的杂志纽约客系列连载了一篇由卡森（ Rachel Carson）写的名为寂静的春天的书，质疑杀虫剂对于环境和生态链的影响。这篇文章启动了美国第二次“环境保护”浪潮。 卡森是个海洋生物学者，她的这本书是针对杀虫剂 DDT 的，并导致 DDT 在十年后被禁用（有关 DDT 对人体的危害反应至今没有完全弄清，但出现了同样效果的降解更快的农药）。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从这本书起，认同 自然绝对价值”的观念开始抬头，在这种观念中，人不再是一种积极因素，而是因生产行为 成为一种破坏自然的力量，这与罗斯福时代肯定人的建设作用的基调发生了偏离。 1968 年，大西洋对岸的罗马俱乐部成立并很快发表了宣言式作品增长的极限（ The Limit of Growth），通过一种“末世论”强化了人类作为“掠夺者”的形象。如果人类是一种掠夺者，那么人类的生产活动又有什么意义呢，核电站、水电大坝不都成为破坏自然的“人造祸害”吗 50-60 年代从富家子弟蔓延开来的“青年反叛浪潮”因为含有反工作、反建设，嘻哈放任的因素，与这种否定人类建设意义的思潮正好不谋而合，两者非常自然的结合到了一起。很快， 这股潮流转化为一种社会运动， 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成立，它的成立源于反对核试验，而成形后的主要运动目标，就是反核（电）、反捕鲸等。（其他几个著名的 NGO 也在类似时间成立，如地球之友成立于 1971 年，具有欧洲上流社会背景的 WWF 成立于 1961 年）。 西方“环保运动”的关注焦点是逐渐游移的，甚至前后会出现一定的自相矛盾。 70 年代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反对核反工业废物方面，到后来随着当时的新兴国家如巴西的大水电的建设，又将矛头指向水电大坝，反坝运动在90 年代反对中国三峡电站的运动中达到高潮（ 80-90 年代 ，他们的第一批中国模仿者的目标就是反三峡），早期关注焦点还包括发达国家的酸雨、亚马逊森林砍伐、 80 年代的非洲饥荒和臭氧层空洞等，但“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这个命题在 70 年代 -80 年代早期并不为人所知。 事实上，西方 60 年代后逐渐盛行的“末世心态”，的确曾经在 70 年代引发了一场气候恐慌，只不过这次气候恐慌的末世想象并不是全球变暖，而是全球变冷。西方现代工业大发展的 1945-1975 年，测得的地面温度数据是在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9 不断下降的，这一时期被称为“小凉期”（ Little Cooling）。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人 类工业活动排放的微颗粒物将阻碍阳光到达地面，从而使得地球变冷，冰河期将再次降临人间，人类灭亡指日可待。这个恐怖的观点上了很多著名媒体的头条报道，新闻周刊（ Newsweek） 1975 年 4 月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鼓吹这套恐怖观点的一位学者叫施奈德（ Stephen Schneider）（此人认为人类排放的微颗粒将使得全球温度下降 3.5 摄氏度并促发新冰河期），他后来摇身一变，从全球变冷的预言家，一跃成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学说的早期主将。 图 1975 年 4 月 28 日新闻周刊宣布全球在变冷，进入新冰河 期的文章 在“绝对自然道德”已然成型，以及通过大众传媒制造社会情绪的媒介工具已经基本齐备的情况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碳道德”就只欠东风了。而这股东风，需要有恰当地位的人来召唤。这时出现了三个“碳运动”历史的早期主要人物，一个叫做厄里克（ Paul Erlich），美国人，一个叫做鲍林（ Bert Bolin），瑞典人，最后一个叫做斯特朗（ Maurice Strong），加拿大人。这最后一位斯特朗和中国有特殊的联系，其中关系在本文后半部分将再做介绍。 今天我们被告知“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 是一个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所公认的共识”。这样一种定性描述其实是有利于议题的主导者控制的，因为这样一种说法使得人们产生敬畏感和繁琐感，形成一层有效的心理鸿沟认为这个事情早有公论，而且理论层层叠叠，历史错综复杂，那么自己还是少动脑筋，只要当个信息接收者就好。人们往往忘记的是所有社会运动都是有来源和核心依据的，而这些都必须是有人主动起来组织。这早期的三个人物就是“碳道德”的组织发起者。厄里克是 60 年代末世论的主要宣传家， 1968 年他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人口爆炸，除了类似后来罗马俱乐部的资源耗竭论之外，他认为 ，人类的活动产生大量废气，会对于大气层的温度产生巨大影响 只不过，在他看来，这种影响是升温还是降温说不清楚，应该是剧烈波动的人们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会把把温度上升“几度”（ some degrees），就会把两极的冰层都融化掉，让海平面上升 250 英尺（ 76.2 米）（这是海平面上升说辞的重要早期出处），而人类排出的颗粒物，又能把温度降低“几度”，迅速让世界掉进冰窟，诱发新冰河世纪（厄里克的其他预言还包括美国人口到 1999 年将气候变化从 2.5 亿下降到 2250 万，平均寿命到 1980年降低到 42 岁，等等）。 总之，人类“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的快速影响乃至毁灭地球。与厄里克不同，鲍林则圈定了变暖的方向，是一个人类活动将导致气候变暖的坚定信仰者。斯特朗的出身带有左翼色彩，信奉人类团结，但他很快感觉到只有在一种危机下才能找到机会迫使人类走向全球团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种心理休克疗法有助于目标的实现 事情越坏越好。 斯特朗大学毕业后通过私人关系的机会成为一名联合国公务员，很快他发现按部就班等待升迁速度太慢难以满足需求。所以他返回加拿大，从能源矿物咨询分析师干起，经过 15 年的努力，最后提拔成加拿大电力公 司的总裁。在日常生活中，斯特朗曾经环游世界，有感性认识，因此深受厄里克的末世主张影响。由于他善于打交道，联合国将即将流产的 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交给他来组织主持。 60 年代末，恰逢美国宇航员登陆月球，拍摄了震撼人心的蓝色地球的太空照片，斯特朗与经济学家沃德（ Barbara Ward）以及微生物学家杜博斯（ Rene Dubos）在这个时机发表了一份重要的煽情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如何关爱这个小小的行星，以此文作为大会的背景资料，立即造就了心理震撼冲击。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成立， 斯特朗就是第一任署长。当然，数年后，斯特朗又挂冠而去，出任加拿大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再于 80 年代重返联合国从事当时的非洲援饥工作。两出三进联合国，路子走到这个地步，政商两界的大门就都被叩开了。 （类似的语言手段在戈尔的不可忽视的真相一片的开头也进行了充分的使用。）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10 当感人的道德平台逐渐累积，国际会议的机制平台也颇具雏形的时候，“科学的依据”就呼之欲出了。恰好从70 年代末开始，全球各个观测点记录的温度开始上升，要和人类活动挂上钩的话，那么二氧化碳浓度领域的相关学者也是必须的。这时，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就被利用了起来。这位学者叫做雷夫尔（ Richard Revelle），他的主要工作是观测了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情况。这个学者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在死后（雷夫尔死于 1991 年，恰好在创造国际框架的 1992 年里约会议之前）被塑造成了“气候变化的圣人”。一边是气温开始掉头向上 ，一边是几十年开始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进行取材后，下来的功夫就是进行粘结和放大了，这是政治宣传的技艺，一个年轻的美国议员戈尔便在这时横空出世。 （戈尔自称得了自己的“导师”雷夫尔的传授，但事实上作为政治学专业的戈尔只是选过雷夫尔的通选课，上过大学的人们都明白通选课的实际地位如何，但这并不妨碍戈尔在 20 年后的不可忽视的真相中把雷夫尔说成是自己的“导师”。） 另一方面，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斯特朗的组织机构和鲍林等人策划了几次会议 1979 年日内瓦第一次世界气候会议、 1980、 1985 年两次奥 地利菲拉赫会议。但是到 1987 年底，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学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因为最大的工业国 美国并没有什么官方的反应。人们的主要关注点还在于修补臭氧层空洞上面。 1988 年是一个转折年，全球温度逆转上升已经进入第 10 个年头，这一年的夏天，美国恰好大旱。戈尔与一个叫沃思（ Wirth）的参议员一起，组织了第一次气候变化国会听证会。会议的核心科学人物是一位美国宇航局（ NASA）的从事计算机模型模拟的科学家汉森（ James Hansen）。经过精心的日期策划， 6 月 28 日，天气预报热 浪来袭的那一天的中午，听证会在镁光灯下召开 当天华盛顿气温 38 度，而室内的空调被提前关闭，汉森身着西装，一手擦着大汗一边作证 1988 年，是有温度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且这种热浪绝无可能是非人为的自然因素的结果。这场听证会迅速成为政界与媒体界在“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议题”态度的转折点。而汉森也因此被“环保”组织捧成“不再沉默的英雄”。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11 图汉森在 1988 年听证会上 相比之下，雷夫尔教授还算比较严谨，他并不愿意自己的科学研究被政治过分沾染，在得知汉森听证会的消息后，他专门写信给一位国会 议员说“熟悉这一门科学的人并不愿下赌注说今年（ 1988 年）夏天的热浪是温室气体的结果，气候每年都在波动，而造成这些波动的原因我们尚不清楚，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当再等待 10-20 年，以确认温室效应对于人类是否有重要影响 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是，这样谨慎的声音，并不能阻止媒体的轰炸。 以“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为基础的“碳道德”，正式诞生了。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12 （三） 铁娘子的礼物 当联合国和美国的一些社会和政治人物正在全力以赴抓住 80 年代气温掉头向上的机遇制造声势的时候，大西洋的另一边也在上演另一场走向“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结论的戏剧。 英国，曾经的大英帝国，在二战后，一直就不顺利。 1945 年的贝弗利奇报告试图引入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社会福利政策来弥补 150 年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伤痕，这种政策在美国及欧洲大陆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发挥了比较有效的促进经济整体提升的功能。但英国与之不同，自从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英国在提振产业升级方面就乏善可陈。因此，自然未能将自己在 20 年代新出现的一些“新经济”优势拳头产品（汽车、发动机等）的潜力充分的发挥出来。相反，老经济部门（英格兰中部的采煤工业和西北部的纺织工业）一直在经济总量和就业人口上占据着比较大的比重，到 70 年代末，一些老工业部门如采煤工业（此时已经国有化）已经变成老大难问题。而历任政府品性游移，难当大任，英国沦为“欧洲病夫”。 79 年年初，英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愤怒冬天”（ Winter of Discontent）社会抗议活动。整个英国垃圾遍地， 臭气熏天。在这种乱世中，工党卡拉汉政府左右两面失势，黯然下台。表态强硬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靠着社会公众对于社会失序的不满，出任英国首相。 图 1979 年“愤怒的冬天”； 1984 年煤矿工人大罢工 撒切尔夫人一手想“振兴英国”，一手要平息社会不满，作为经济放任主义者的她在“振兴方面”想做的是三点第一点是私有化（当时英国的汽车、飞机引擎、煤炭、电信等所有行业都因为二战后的福利政策或后来的国际竞争力不够濒临破产被政府接收拯救而全部国有化了），第二点是发挥英国被耽误的但还有一定潜力的科 技产品，这里面当头的就是核电技术，第三点是顺应当时已经出现的欧洲美元潮流（这批国际流窜的资金在 60 年代以后利用法律条文上的漏洞汇聚到了伦敦），放松金融监管，这就是 1986 年的伦敦金融大爆炸。在平息社会失序方面她想做的，则是一举干掉自己的对立面煤矿工人，因为这批英格兰中部的老大难行业的工作者正是逼迫她的精神导师 1974 年的首相希思下台的核心骨干。而撒切尔组成的内阁基本集成了希思的班底，现在，是一次性解决这个硬骨头的时候了。 图片 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13 机会终于到来了， 1984 年，长期积累的矛盾以猛烈的社会对抗的方式爆发，这就是 1984 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而在这场大罢工中，由于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失序，以及工人 在罢工中有一些粗野行为，舆论逐渐有利于撒切尔政府而不利于煤矿工会。这场罢工以撒切尔夫人的全面胜利告终。撒切尔赢得了整顿采煤工业的主动权，进行了全面的关停并转及私有化。当然，这也造成了英格兰煤炭地区的大批人口失业。这样一种强力的打压之后，难免还有点惴惴不安，怕以后再次被翻盘，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有力的科学证据，为彻底裁剪整条产业链寻求合法性。人类活动的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并引发生态灾难，自然是最好的科学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压英国麻烦重重的老产业，同时推销英国被认为还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核电技术。（撒切 尔夫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信息来源是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提克尔（ Tickell），而细节证明提克尔的信息来自汉森（在撒切尔的演讲中“有温度记录以来 5 个最热的年份是在 80 年代”的说法当时只有汉森提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推广核电技术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官方扶持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之间的亲缘性，实际上，鲍林之所以能够主持联合国 1985 年菲拉赫会议 该会议为 1992 年里约会议的框架奠定基础 的气候变暖评估报告的撰写，也与当时瑞典首相帕尔梅希望打破绿色和平的反核舆论封锁以发展核电有关。出乎他们的意料，这股‘谋略’的 主动权迅速落入绿色和平之类的 NGO的手中。） 1988 年 9 月，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ies）发表演说，宣布温室气体导致气温升高和海平面上升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危机，同年，在她的支持下，英国水文局（ Met Office）局长霍顿（ John Houghton）联手鲍林在联合国启动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并自任首任主席。 1990 年，英国水文局哈德利中心（ Hadley Center）开业，这个中心自称是全球气候数据的储存中心，与东英吉利大学的气候研究中心（ Climate Research Unit，CRU）捆绑在了一起，成为后来 20 年“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社会运动提供主要“科学证据”的核心力量 当然，真正能给这套学说看起来坐实了的“科学依据”，还要 8 年以后才出现。 （东英吉利大学的气候变化中心创立于 1971 年，它的创始人兰博（ Lamb）是当时全球气候变冷的主要鼓吹者， 1970 年代后期他掉头唱暖，核心在于他相信人类活动能够严重的影响自然。从 80 年代后期起它的带头人是琼斯（ Phil Jones），初期的主力人物是布里发（ Keith Briffa）） 站在 20 年后回顾撒切尔夫人的三项作为英国的私有化并没有激发英国经济的活力，英国的实体经济持续虚化，核电技术振兴也不见踪影。她的系列政策只得到了两项结果其一、英国成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学说与社会运动的全球大本营，其二、英国伦敦城成为流窜在世界的金融资本的圣地。前者让英国成为“碳道德和碳政治大国”，后者则为碳金融提供了最好的温床， 20 年之后，这两项要素交织在了一起，似乎就要为虚化了的不列颠碳金融与碳道德之双重战争 14 提供 21 世纪提供最富有道德意义的金饭碗。而英国工党在同时期也进行了整顿，出现了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新工 党，彻底放弃了原来的老支持者 煤矿工会，主动适应并推动英国经济虚拟化的进程，与伦敦金融城结盟，同时热情拥抱碳道德与自由金融， 90 年代上台的首相布莱尔与首任大伦敦市市长列文斯通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1992 年，已经通过 80 年代救援非洲饥荒项目而积累了名声的斯特朗策划并主持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联合国的斯特朗 -鲍林、美国的戈尔 -汉森、英国的霍顿 -东英吉利大学三股潮流最后合流了在这次会议上，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而来自英国的 IPCC 则为 UNFCCC 提供作为国际协商依据的“评估报告”（ Assessment Report，简称 AR；评估报告到 2010 年为止发布了 4 期，分别是第一份报告 AR1（ 1990 年）、第二份报告 AR2（ 1996 年）、第三份报告 AR3 或 TAR（ 2001 年）、第四份报告 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