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发展机制下的碳交易实践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够参与的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国际碳市场交易机制。CDM 的主要目的是让发达国家能够以较低成本达到本国 CO2 排放量的削减目标，允许他们购买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产生的经核证的 CO2 排放削减量作为本国的减排指标使用，并且促使发达国家转让先进的节能减排及清洁能源利用技术或者提供相应资金给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CDM 是 基 于 项 目 的 交 易 机 制 ， 交 易 单 位 为 Certified EmissionReductionCER。受排放配额限制的国家或企业可以通过购买 CER 来部分抵消其强制减排约束。这类交易需要设计具体目的开发，即 CDM 项目。一、 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中国早在 2002 年 8 月就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之后积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2005 年 10 月 12 日多部委联合发布并实施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是专门针对 CDM 项目的部门规章，全面规定了 CDM 项目开发、申报、审批、管理的相关程序和要求。目前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 CDM 的各项管理工作。办法中明确了项目的许可条件，要求项目满足促进可持续发展不能使中国承担公约和议定书承诺以外的新义务；项目资金有额外性④项目应有益于环境技术转让。办法规定了我国 CDM 项目的重点领域在于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气层。办法规定，CDM 项目收益在中国政府和项目企业之间分配，其中，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碳化物（PFC）类项目，国家收取转让额的 65；氧化亚氮（N2O）类项目，收取转让额的 30；重点领域以及植树造林类项目，收取转让额的 2。2009 年国家财政部还公布了一个减免税收政策，以鼓励 CDM 项目的发展。另外，发改委未来保护我国的优质碳资产，我国的 CDM 项目设置了最低价格保护，即可再生资源 10 欧元/吨 CER，其他项目 8 欧元/吨 CER。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个 CDM 项目是北京安定填埋场填埋气利用项目；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成果注册的项目是内蒙辉腾盟风电项目；第一个获得 CER 签发的项目是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大唐六鳌一期风电项目是我国首个获得签发 CER 的单边项目。截止 2010 年 12 月 13 日，全国批准 CDM 项目 2738额，注册项目总数 1032 个，获得 CER 签发的项目数达 308 个，估计每年签发的 CER 数量可达 119756195.6 吨 CO2e。其中获得批准项目数最多的 3 个省份是水能和风能比较丰富、经济相对落后的云南、四川和内蒙古；但按照已签发项目年减排量估算，最多的 3 个省份一次为浙江、江苏、辽宁，这主要是由早期注册和签发的工业气体项目的巨大减排量所致。中国 CDM 数量世界第一。在办法的规范下，经过 5 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稳稳占据着全球最大的 CDM 项目供应国的地位，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截止 2010 年 12 月 13 日，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的 2600 个 CDM 项目中，中国为东道国的有 1085 个，占 41.73；已经签发的 CER 数量全球总计为476762324吨，其中 252324614 吨来自中国，达到了 52.92 之多。巨大的碳信用资源吸引了大量的买家到中国采购，早期以日本买家为主，目前则是欧洲买家占据多数。中国 CDM 项目类型以新能源为主。从减排类型来看，根据已注册项目的数量从高到底排列，依次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HFC-23 分解项目、N2O分解消除、燃料替代、HFC-23、其他垃圾焚烧发电、造林和再造林。应当注意到的是工业气体减排项目，虽然项目数量合计只占到总数的 3.2，但其单个项目的减排量巨大，普遍在百万吨级，该类型产生的估计年减排量可达总量的29.1。中国的 CDM 项目涉及的领域较少，主要集中在方法学简单、监测容易的可再生能源发电。HFC-23 分解和 N2O 分解消除等领域，而农业、林业的碳信用开发，以及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的引进相对滞后。尤其是在拥有巨大减排潜力对社会科技进步有突出贡献的节能和提高能效类型上，申请 CDM 的项目数量较少，减排规模也比较小。能效提高类减排项目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中国政府在节能领域的投入加大，税收政策向节能企业倾斜，未来节能项目的数量和规模都将快速增长，能效提高领域蕴含的尚未开发的碳信用指标将是巨大的。二、清洁发展机制的问题（一）清洁发展机制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体现在（1）注册风险。2008 年有 9的 CDM 项目在申请注册时，被否决或撤回；14的项目申请注册时，被要求复审；45的项目注册后被要求修订。中国被拒的 CDM 项目已达 75 个，约占被拒项目总数的 42；中国被拒的 CDM项目基本上都是风电、水电和工业余热发电项目。这是由于 EB 对项目的审查越来越严格，对流程环节的任何纰漏都可能导致注册的失败，特别是对额外性的要求，导致众多项目被否决。一般项目被拒，项目前期申报投入的上百万元就会损失掉。根据统计显示，CDM 项目的平均注册率为 36.4（目前注册项目除以所有提交联合国的 CDM 项目），中国 CDM 项目平均注册率为 37.0注册项目除以获得批准函的项目，意味着大部分项目要么面临着注册失败的风险，要么将处于冗长的注册等待期。（2）未来前景风险。清洁发展机制在 2012 年之后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的前途和地位一直不确定，主要发达国家的态度给 CDM 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云美国国会提出的气候法案草案并不自动承认 CDM 项目；欧盟表示从 EU ETS 第三个阶段开始，只允许使用来自最不发达国家（LeastDeveloped Countries）的 CER 作为 EUA的抵销，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必须与欧盟协商签订双边协议后才可向欧盟出口基于能效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减排信用；近日，日本政府和国内主要行业团体纷纷公开表示反对续约京都议定书，这意味着作为主要需求国的日本可能也将不再购买 CER。（3）减排效果风险。由于技术本身达不到减排目标，或者由于计算失误、监测困难、基准线变动、不可抗力等因素而达不到减排的效果。截至 2010年 12 月 13 日，联合国已经签发的 CER 数量为 476762324 吨，而这些签发的项目之前估算的减排量总计是 523562341CO2e，也就是说，实际签发率约为 91。（4）周期过长的风险。正常的程序之外，CER 的签发过程无疑过于拖沓，EB 的官僚主义和 DOE 数目偏少是主要原因。周期过长，一方面导致交易成本提高，买卖双方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在注册签发的进程中经济环境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使得业主风险提高。（二）清洁发展机制的影响力尽管中国占据了全球签发 CER 的半壁江山，但放在国际碳市场的大版图中看，中国所占的份额还不足 1。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 CDM 不是国际碳市场的主流，市场容量和辐射效应都很有限。第一，CDM 是基于项目的交易，难以构成一个成熟的、流动性充足的市场化体系。项目交易属于企业的个体行为，交易成本较高，市场流动性差，不具有更广泛的经济辐射力和影响力。与次相比，配额交易是国际排放交易体系的真正主力，2009 年碳配额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分别占到了全球碳市场总计的 84.6和85.5。第二，CDM 是由国外制定规则的游戏，中国的话语权有限。首先 EB 和 CDM 都是国际机构，目前的方法学也是以国外开发为主，因此不具备本土化的特点，不利于促进和推出本土适用技术。更关键的是，CDM 是发达国家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易机制，我国只有 CDM 的供给方，没有本土方买方，因此我国的 CDM 市场是一个初级市场；而没有本土的二级市场，对于CER 价格的议价能力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在项目开发和 CER 供给上更是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需求左右。例如我国目前有很多大水电项目，但由于欧盟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负面偏好很难获得注册或出售 CER。第三，从实践来看，CDM 并未对我国企业投资与开发低碳技术产生根本性影响。CDM交易对我国企业投资与开发低碳技术的激励不够充分，这表现在CDM交易中技术转让与开发部分很少出现。这其中有国外买方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没有合理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国内碳价，企业对于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失去了重要的参照物，也就难以衡量和比较应用不通低碳技术与获得温室气体减排收益之间的关系，阻碍了低碳技术的商业化和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