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必须积极构建碳金融体系
2010年第 30期总第 2302期金 融我国必须积极构建碳金融体系邹亚生在 2009年 12月哥本哈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 5次缔约方会议期间,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表示“碳金融和碳交易好比两条腿,没有碳金融的支撑,中国不仅将失去碳交易的定价权,而且将又一次失去金融创新的机会。”发展碳金融对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必须抓住机会,积极构建碳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服务业要把握机遇,提供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帮助实现减排目标, 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加快建立我国的碳交易市场机制和中介组织,为碳金融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国目前作为碳排放的出售方,与欧洲碳基金、国际投资银行等碳排放权购买方在谈判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缺乏中介服务严重制约了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开展。在2机制下,出口国在碳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碳减排资源和配套环境。要拥有碳市场的定价权,首先必须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平台,为买卖双方提供充分的供求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公平合理定价。近年来,我国政府已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成立了环境交易所,但这远远不适应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潜力。我国应加快对国际碳市场交易制度、定价规律的研究,尽快制定本土的碳市场交易规则,建立类似于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碳金融业务发展。碳金融业务主要要求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的行业项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时往往选择将资金用在比这些项目流动性更好、收益更大的项目。因此,国家有关部门需要制定具体措施,加强金融机构对碳金融业务重要性的认识,并通过相关政策如降低办理碳金融相关业务的税率等调动金融机构办理碳金融业务的积极性。另外,应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以增加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发言权。落实绿色信贷政策,加强碳金融专业人才建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坚决落实国家的绿色信贷政策,充分有效地发挥其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为企业节能减排创造良好的环境,引导推动经济从“高碳”向“低碳”转型。金融机构应具有碳交易意识和认识,在节能减排中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发挥支持作用,帮助企业和消费者发现碳及其衍生产品的价值。另外,碳交易金融业务在涉及市场交易、国际金融、投资咨询等金融方面内容的同时,还涉及许多碳专业技术内容,涉及该业务的金融机构要合理地控制业务风险。这就需要吸取国外环境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有利经验,加强碳金融专业人才建设,培养2机制下碳金融领域的高素质团队。加快发展我国环境金融创新。国内金融业应加快在环境金融创新上的发展,引入新的金融产品和模式,促进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金融机构可借鉴世界上其他金融机构的创新经验,开发与2项目相配套的金融产品。比如碳减排项目前期投入的设备融资或融资租赁、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以*7X收益权作为质押的贷款、为碳交易合同或碳交易购买协议提供保险、私募基金的引入等。还可以开展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规范我国碳金融管理机制。金融机构在提供碳金融相关服务时,首先,应遵守国内的相关规定。如中国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在 2008年合作制定的“绿色信贷环保指南”。金融监管当局应与环保部门合作建立碳金融业17 2010年第 30期总第 2302期务的具体操作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审查等,使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做到有章可循。其次,金融机构还应遵守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规范。如联合国环境署的金融机构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和赤道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对于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尽到审慎性的审核调查义务,履行银行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此外,金融监管当局应吸取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对相关碳金融业务的具体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出台相关的风险控制标准,指导金融机构合理地开展碳金融业务。田风摘自中国金融2010年第 4期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的碳金融发展之路我国资本市场的体制特征崔 钊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全局性、总体性判断,同时也是影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最显著的约束条件。目前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定义性判断是“新兴加转轨”。新兴,说明它还是一个正处于发展初期的、尚不成熟的市场,主要表现在市场的基础性制度不完善、市场的发展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市场结构和投资品种单一、市场缺乏自身的内在稳定性等。转轨,说明这个市场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因此一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东西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这一点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也应当是对我国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影响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社会各界公认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两大体制问题一个是“以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为主体”的政府垄断型股权结构;另一个是“以非流通股为主体”的二元化股权结构即股权分置。其中股权分置问题是“以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为主体”的政府垄断型结构的派生物,即在资本市场开办之初,为了维持国有经济在资本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人为设计的一种制度安排。尽管从 2005年开始我们下决心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并于 2007年基本结束,但由于受政府垄断型结构的制约,这一改革的遗留问题即“大小非”解禁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我们。“以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为主体”的股权结构,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体制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直接翻版,也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一个最显著体现。这一点决定了我国的资本市场仍是一个主要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市场,而不是一个主要受市场调控的市场。因为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告诉我们,政府是不受市场控制的一个主体,国有经济也是不受市场调控的一种经济,否则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调控”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就不可能存在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主要支撑结构。为维持这一结构,改革后我国的国有企业融资方式发生了两次大的被动性转变第一次是从财政拨款转向银行贷款,第二次则是从银行贷款转向社会直接融资,即股票融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决定了我国资本市场从其开办之初,就注定是或主要是为国有经济服务的。然而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这一结构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当财政维持不了国有经济的资金需求时我们转向了银行,当银行维持不了国有经济的资金需求时我们又转向了市场。当市场再维持不了国有经济的资金需求时,我们将转向何处 国有企业改革走到资本市场和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步,已经达到了它的极致,除非改变思路,否则我们将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选择。而资本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市场,又肯定不会接受“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这样一种非市场化结构。将“以国有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