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ＤＯＩ１０.１９５１１/ ｊ.ｃｎｋｉ.ｊｅｅ.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协调段茂盛∗摘要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政策在管制范围上存在相互交叉和重叠ꎬ实施效果之间存在相互影响ꎬ需要对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ꎬ并据此改进和完善其设计ꎬ避免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ꎮ本文首先分析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关键要素的设计ꎬ然后分别介绍了我国的相关节能政策和主要可再生能源政策ꎬ并通过分析发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相关节能政策和主要可再生能源政策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ꎮ具体影响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相关节能政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ꎬ但也可能存在政策“冗余”、影响彼此实施的政治可行性等负面效应ꎻ我国主要可再生能源政策可以促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发挥作用ꎬ但反之则取决于配额分配方法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抵消机制设计ꎮ本文建议为了避免节能政策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冲突ꎬ应该在不同的层级进行两者之间的协调ꎬ把握有关政策制定中的协调机会ꎻ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配额分配方法设计时ꎬ应该使化石燃料发电机组从整体上而言有一定的短缺ꎬ从而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ꎮ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ꎻ节能政策ꎻ可再生能源政策ꎻ政策协调一、背景为有效控制碳排放ꎬ我国实施了形式多样的碳减排战略、政策和措施ꎬ涉及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节能和提高能效、发展低碳能源、设立碳排放控制指标、实施碳排放权交易ＥＴＳ等多个方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ꎬ２０１５ꎻ国务院ꎬ２０１６ꎮ我国的ＥＴＳ政策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政策在管制范围和目标设定等方面存在相互交叉和重叠ꎬ实施效果之间不可避１∗段茂盛ꎬ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ꎬ清华大学中国碳市场研究中心ꎬ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４ꎬ电子信箱ｄｕａｎｍｓｈ＠ ｍａｉｌ.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ꎮ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下课题“全球盘点的‘中国方案’及建议”２０１７ＹＦＡ０６０５３０４的阶段性成果ꎮ段茂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协调免存在着直接或者间接的相互影响ꎬ因此ꎬ需要对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ꎬ并据此改进和完善其设计ꎬ避免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促进相互之间的协调ꎬ以便更好地发挥各个政策的作用ꎬ降低政策的实施成本ꎮ政策工具框架和要素设计的不同会导致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出不同的结果ꎬ包括补充协同、冲突干扰、重叠和中立四种Ｏｉｋｏｎｏｍｏｕ ＆ Ｊｅｐｍａꎬ２００８ꎮ理论上而言ꎬ最佳的政策设计应该明确不同政策所要针对的领域或者解决的问题ꎬ避免不同政策之间的交叉ꎬ例如针对决定能源系统发展的“满意”“优化”和“转型”这三个不同领域ꎬ应分别制定相应的支柱政策ꎬ分别为能效政策、市场和定价政策以及技术政策Ｇｒｕｂｂ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但在实践中ꎬ由于一个政策往往针对多个目标ꎬ比如通过可再生能源政策同时促进能源系统的低碳化、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以及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等ꎬ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多个政策同时对一个领域产生影响的情况ꎬ从而导致不同政策之间交互影响的出现ꎬ因此有必要对不同政策设计进行协调ꎮ在研究ＥＴＳ与其他政策的相互作用时ꎬ常用的评估指标主要包括有效性、成本效益、动态效率、公平性、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政治可行性等Ａｎｔｏｎｉｏ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Ｇｏｎｚｌｅｚꎬ ２００７ꎮ有效性指政策组合能够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ꎻ成本效益也称静态效率ꎬ指政策组合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最小ꎻ动态效率指政策组合能够对低碳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提供持续的激励ꎻ公平性是指公平地分配利益和成本ꎬ以减少政策组合可能的不利影响ꎮ在分析ＥＴＳ与其他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时ꎬ应综合考虑以上因素ꎬ并据此优化设计政策工具组合ꎮ目前对于中国ＥＴＳ与其他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的研究较少ꎬ仅有个别研究提到了协调的必要性王班班、齐绍洲ꎬ２０１６ꎻＪｏｔｚｏ ＆ Ｌｓｃｈｅｌꎬ２０１４ꎮ由于欧盟ＥＴＳ等实施较早ꎬ因此对这些体系与节能政策、可再生能源政策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多ꎬ欧盟等在政策制定中也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较为有效的协调ꎮ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设计通过对碳排放资源的市场化配置ꎬ碳排放权交易能够以较低的社会总成本完成既定的碳减排目标ꎬ这是我国在碳减排领域首次大规模系统采用市场手段ꎮ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福建等省市的ＥＴＳ已于２０１３年后先后正式运行ꎻ全国ＥＴＳ也已经于２０１７年正式启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ꎬ２０１７ａꎮ无论是试点还是全国ＥＴＳ的设计中ꎬ如何考虑和其他相关政策的相互作用和协调都是一个重要问题ꎮ一全国ＥＴＳ的相关设计全国ＥＴＳ的覆盖行业将包括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高排放行业ꎬ初期将只纳入二氧化碳这一种温室气体ꎬ重点排放单位的纳入门槛为年度排放２.６万吨二２环境经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氧化碳综合能源消费量约１万吨标准煤ꎮ为有效应对经济转型等带来的我国高排放行业发展以及碳排放的较大不确定性ꎬ全国ＥＴＳ中的配额免费分配将最优先使用行业基准线法ꎬ分配所使用的产量为重点排放单位的实际产出ꎮ这种方法将促进纳入重点排放的单位提高碳生产效率ꎬ而不限制其服务量ꎬ从而降低体系实施的政治阻力ꎮ全国体系的碳排放上限将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相结合并以前者为主的方式确定ꎬ也就是体系的上限主要由配额的免费分配确定张希良ꎬ２０１７ꎮ全国ＥＴＳ将允许重点排放单位使用符合要求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完成其部分配额提交义务ꎬ以降低企业成本ꎬ并促进体系外的减排努力ꎬ如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实施ꎮ为保证全国体系下的数据质量ꎬ企业的碳排放、产量等相关数据都需要由经认可的核查机构依据相关技术规范进行独立核查ꎮ二全国ＥＴＳ的法律基础为明确全国ＥＴＳ的设计思路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全国体系的主管部门在２０１４年以国务院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ꎮ根据行政许可法ꎬ部门规章中无法设立行政许可① ꎬ只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可设定行政许可ꎬ但设置针对核查机构的资质管理等行政许可对于保证全国体系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ꎬ因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２０１５年向国务院提交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送审稿ꎮ立法法就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部门规章的制定程序等方面有专门规定ꎬ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则就国务院部门规章的制定作出了详细的规定ꎮ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是对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的一致要求ꎬ作为部门规章的管理办法的制定必须遵守ꎮ这一要求为在全国体系的框架设计环节协调与其他政策的关系奠定了程序基础ꎮ在管理办法建议稿的制定过程中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作为起草单位以书面、会议等多种不同方式征求了国务院相关部门、各省级政府、相关行业协会、代表性企业、相关研究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其他司局等各方的意见和建议ꎮ在被正式征求意见的部门中ꎬ工业和信息化部承担着工业领域节能的重要职责ꎻ国家能源局肩负着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重要职责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司则负有节能方面的职责ꎮ在管理办法建议稿完成后ꎬ还需要经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部的审查才能够正式出台ꎮ很多节能和提高能效政策以及可再生能源政策与全国ＥＴＳ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和相互影响ꎬ因而管理办法制定的过程ꎬ存在多个协调全国体系框架设计与相关政策的机会ꎮ３①行政许可ꎬ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ꎬ经依法审查ꎬ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ꎮ段茂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协调三、节能政策与全国ＥＴＳ的相互作用我国２００５年开始实施以节能优先为核心的能源战略ꎬ并于２００６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单位ＧＤＰ能耗下降的约束性目标ꎬ之后在２００７年修订通过的节约能源法中明确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ꎬ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ꎮ而工业企业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７０％左右ꎬ一直是节能政策的重点ꎮ一相关节能政策１分级约束性目标ꎮ自“十一五”以来ꎬ我国将各个五年计划中的单位ＧＤＰ能耗下降目标均逐级分解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区和重点用能单位ꎬ并将其完成情况作为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绩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ꎮ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和重点用能企业要将五年约束性目标任务落实到每一年ꎬ并每年接受上级政府的评价考核国务院ꎬ２００７ꎮ２重点企业节能行动ꎮ我国一直把行政指令作为节能工作的主要着力点ꎮ ２００６年起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启动千家企业节能行动ꎬ在钢铁、有色、煤炭、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９个重点耗能行业中ꎬ选择了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达到１８万吨标准煤以上的１００８家企业ꎬ向各个企业下达了强制性节能量目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ꎬ２００６ꎮ２０１１年起ꎬ重点企业节能行动覆盖范围扩大到年综合能源消耗量达到１万吨标准煤的工业企业以及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达到５０００吨标准煤的宾馆、饭店、学校等ꎬ共计１６０７８家重点用能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ꎬ２０１１ꎮ ２０１７年ꎬ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动开始实施ꎬ对象为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１００００吨标准煤以上以及相关部门指定的综合能源消费量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ꎬ国家、省、地市分别对“百家”“千家”“万家”重点用能单位设定“十三五”及年度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标“双控”目标并进行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ꎬ２０１７ｂꎮ同时ꎬ为了促进“双控”目标的实现ꎬ用能权交易被提了出来并在相关的省份进行试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ꎬ２０１６ꎮ３经济激励政策ꎮ我国一直利用财政补贴政策支持企业实施节能改造ꎮ ２００６年起ꎬ中央政府设立节能专项资金ꎬ对工业企业实施节能技术改造、推广合同能源管理、节能基础能力建设等给予补贴ꎮ各级地方政府也安排节能专项资金ꎬ对节能量较小的技改项目进行补贴ꎮ二节能政策与全国ＥＴＳ的相互影响从全国ＥＴＳ以及最新的重点企业节能行动的设计可以看出ꎬ全国ＥＴＳ所覆盖的重点排放单位也属于重点企业节能行动所约束的重点用能单位ꎬ加之我国的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ꎬ因此节能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对于全国ＥＴＳ的实施效果将产生直接和重大的影响ꎻ反之亦然ꎮ４环境经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首先ꎬ为避免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冲击ꎬ全国ＥＴＳ下将最优先采用基于企业实际产量的行业基准线法进行免费配额分配ꎬ不限制企业产量的提高ꎬ而重点用能单位面对的是强度和总量的“双控”目标ꎬ而且该“双控”目标的实现不能通过企业之间的交易完成ꎮ因此ꎬ在企业产量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ꎬ“双控”目标会成为约束企业最终决策的实质性政策ꎬ只要企业完成了“双控”目标ꎬ其不需额外努力就可以实现免费配额的剩余ꎮ由于企业决策实际上不受全国ＥＴＳ的影响ꎬ该政策就变得“冗余”ꎮ反之ꎬ在企业产量没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ꎬ如果全国ＥＴＳ下的配额分配基准值设定过于严格ꎬ也存在企业完成了全国ＥＴＳ下配额提交义务即自动完成了“双控”目标的情形ꎮ其次ꎬ在全国ＥＴＳ下ꎬ企业可以通过配额买卖的方式ꎬ以比较低的成本完成其配额提交义务ꎬ但在“双控”目标下ꎬ除了试点地区外ꎬ企业不能进行节能量或者用能权的买卖ꎬ无法以比较低的成本完成其“双控”目标ꎮ因此ꎬ虽然碳排放和化石燃料消耗量紧密相关ꎬ但两类指标的交易限制却截然不同ꎮ再次ꎬ全国ＥＴＳ下企业的碳排放核算关注的是企业的实际排放ꎬ而不重点关注企业降低排放的方式ꎬ但在节能政策下ꎬ对企业节能量的核算仅局限于“因用能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而形成的年能源节约量ꎬ不包括扩大生产能力、调整产品结构等途径产生的节能效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ꎬ２００８ꎮ因此ꎬ两者的核算范围有可能存在不完全一致的情况ꎮ另外ꎬ企业通过实施技术升级改造等可以带来节能降碳双重成效ꎬ既可以获得节能方面的财政资金补贴奖励ꎬ也可以在全国ＥＴＳ中获益ꎬ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标准不一致、重复补贴等问题ꎮ最后ꎬ在全国ＥＴＳ下ꎬ重点排放企业需要根据要求的范围和技术规范等报告其碳排放ꎬ所报送的数据需要经过第三方的严格核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ꎬ２０１７ꎻ在节能政策下ꎬ重点用能单位也需要报告其年度能源利用状况ꎬ相关节能主管部门负责对报告状况进行审查ꎬ或者由审核机构对其节能量进行审核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ꎬ２００８ꎮ但两个报告体系的口径以及核查/审核的要求均不一致ꎬ因而导致了同一个企业在两个体系下所报送的数据存在较大差异ꎮ从上述全国ＥＴＳ和节能政策的相互影响来看ꎬ两个政策的实施均能够促进另外一个政策目标的实现ꎬ不影响彼此的有效性ꎮ由于一个政策的实施可能导致另外一个政策变为“冗余”以及节能政策的实施导致ＥＴＳ所提供的灵活性不能被充分发挥ꎬ因此两个政策对于彼此的成本效益有明显的负面影响ꎻ两个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竞争ꎬ有可能会影响彼此实施的政治可行性ꎮ三节能政策与全国ＥＴＳ的协调为了避免节能政策和全国ＥＴＳ的冲突ꎬ可以考虑从不同的层级进行两者之间的协调ꎮ在５段茂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协调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ꎬ中央一直强调要重视顶层设计ꎬ以便从全局角度系统规划相互关联的改革任务ꎬ以避免相关政策的互相不协调ꎬ提高实现相关政策目标的效率ꎮ碳排放权交易和相关节能政策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ꎬ均被列入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ꎮ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在最高层面对全国ＥＴＳ政策与相关节能政策进行协调的机会ꎬ最理想的结果是明确以已经实施多年而且覆盖化石能源利用的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统领政策ꎬ而不设立与之冲突的用能权交易政策ꎮ但令人遗憾的是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同一段中包括了推行用能权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表述ꎬ而根本未触及两者的相互作用和协调问题ꎮ如不能在用能权交易制度是否设立的层面进行协调ꎬ那么一个次优的选择就是在技术层面对两个政策进行协调ꎬ例如协调碳排放权交易下的配额分配方法和用能权交易下初始用能权的确定方法等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两个政策的主管部门ꎬ因此ꎬ两个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司局之间的征求意见以及讨论两者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务会为其协调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协调机会ꎮ但技术层面的协调目前似乎也比较欠缺ꎮ中央层面的协调虽然比较缺乏ꎬ但个别地方尝试着对两者进行了部分协调ꎮ比如在北京ꎬ财政补贴的节能项目所实现的部分节能量可以转化为减排量并用于履行企业在碳排放权交易下的部分义务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园林绿化局ꎬ２０１４ꎮ四、可再生能源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相互作用一主要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我国主要通过五个方面的政策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ꎬ即发展目标制度、强制上网制度、分类电价制度、费用分摊制度和专项资金制度ꎬ其中总量目标和分类电价制度与全国ＥＴＳ的实施紧密相关ꎮ１发展目标制度ꎮ实践中ꎬ我国主要通过非化石能源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五年规划确定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ꎬ尤其是后者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直接和重大的影响ꎮ例如ꎬ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达到７.３亿吨标准煤ꎻ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家能源局ꎬ２０１６要求各地建立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可再生能源比重及全社会用电量中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比重的指标管理体系等ꎮ２分类电价制度ꎮ水电之外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享受高于燃煤标杆电价的扶持电价ꎬ其中与当地燃煤标杆电价对应的费用由电网企业结算ꎬ高于当地燃煤标杆电价的差额则由专门设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支付ꎬ其资金来自国家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ꎮ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快速发展导致对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需求的快速增长ꎬ虽然国６环境经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家五次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ꎬ但截止到２０１７年底ꎬ全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已达到１０００亿元ꎮ３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ꎮ为缓解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的缺口问题ꎬ国家出台了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ꎬ为来自陆上风电、光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发放绿色电力证书ꎬ绿色电力证书出售后ꎬ相应的电量不再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补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ꎬ２０１７ꎮ４碳减排收益ꎮ除了针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专门政策外ꎬ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在２００１年后的特定时间段内ꎬ通过产生和出售碳减排指标ꎬ极大地受益于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以及我国国内的自愿减排市场ꎮ二可再生能源政策与全国ＥＴＳ的相互影响发电行业是我国最大的碳排放部门ꎬ是全国ＥＴＳ最先纳入的部门ꎬ无论可再生能源政策还是全国ＥＴＳꎬ都将对发电行业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ꎮ两个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ꎬ可再生能源政策通过提供补贴等方式ꎬ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相对其他发电技术的相对竞争力ꎻ而全国ＥＴＳ则通过对纳入全国ＥＴＳ发电企业的管制改变化石燃料发电技术相对其他发电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相对竞争力ꎮ全国ＥＴＳ是否有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ꎬ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免费配额分配方法等关键要素的设计ꎮ简单而言ꎬ如果配额分配的结果是化石燃料机组配额普遍短缺ꎬ则ＥＴＳ会起到明显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作用ꎻ如果化石燃料机组的配额普遍剩余ꎬ则ＥＴＳ不会起到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作用ꎬ但是否会阻碍其发展则还取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强制力等因素ꎮ其次ꎬ全国ＥＴＳ将允许纳入企业使用符合要求的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其部分碳排放量ꎬ而可再生能源项目是核证自愿减排量的潜在重要来源项目ꎬ因此ꎬ从这个意义上讲ꎬ全国ＥＴＳ将与可再生能源政策形成合力ꎬ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ꎮ全国体系对可再生能源的具体促进力度ꎬ则取决于全国体系对于自愿减排指标的具体要求比如合格项目类型等、自愿减排量的价格、可再生能源在自愿减排项目中的相对竞争力等ꎮ从上述全国ＥＴＳ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相互影响来看ꎬ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施可以降低碳排放ꎬ因而可以促进全国ＥＴＳ效果的实现ꎻ但全国ＥＴＳ是否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则主要取决于配额分配方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ꎬ而促进哪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取决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下的抵消机制设计ꎮ因此ꎬ从有效性、成本效益和公平性等多个角度来看ꎬ两者政策的设计都需进行必要的协调ꎮ三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与全国ＥＴＳ的协调为了避免全国ＥＴＳ下的配额分配方法设计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生可能的不利影响ꎬ需７段茂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协调要确保纳入体系的发电设施ꎬ尤其是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竞争的化石燃料发电机组从整体上而言应该有一定的配额短缺ꎮ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化石燃料发电的成本ꎬ从而降低其相对竞争力ꎻ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市场上对自愿减排指标有需求ꎬ从而可以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实施提供额外的收入ꎮ全国体系下的配额分配将首要采用基准线法ꎬ因此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方式是设定合适的基准值ꎮ基准值越低ꎬ则纳入体系发电设施获得的免费配额越少ꎬ其相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竞争力越弱ꎻ反之亦然ꎮ但基准值的设定也需要考虑化石燃料机组的总体经济性ꎬ不能过分增加其成本ꎬ从而增加全国ＥＴＳ的推行阻力ꎮ目前ꎬ全国ＥＴＳ下抵消机制的详细规则尚在制定中ꎬ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促进作用尚不清晰ꎮ根据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经验ꎬ对可用于抵消目的核证自愿减排指标的相关限制可能包括来源的项目类型、签发时间、抵消比例等ꎮ在确定全国体系下的相关限制条件时ꎬ需要充分考虑可再生能源政策的设计初衷ꎬ比如是否需要通过抵消机制促进水电项目的发展等ꎮ要成为合格的自愿减排项目从而产生可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下使用的减排指标ꎬ项目需要满足额外性的要求ꎮ如何考虑强制性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ꎬ尤其是针对发电企业的目标ꎬ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ꎮ为了与可再生能源政策保持一致ꎬ可以在额外性论证中不考虑这些强制性要求ꎬ或者通过设立适当打折后的排放基准线来为可再生能源项目获得减排效益提供确定性ꎮ五、结论由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与全国ＥＴＳ的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相互影响ꎬ因此全国ＥＴＳ的设计应该与其他两个政策的设计进行有效的协调ꎬ以提高其共同实施的有效性、成本效益、公平性和政治可行性等ꎮ全面深化改革中一直被强调的顶层设计以及相关政策制定中的强制性征求意见规定为这种政策协调提供了必要的机会ꎬ但实践表明ꎬ这种政策协调还需要进一步加强ꎮ而要做到这一点ꎬ除需要对全国ＥＴＳ与其他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清晰的理解之外ꎬ更需要有破除部门利益的政治勇气ꎮ欧盟从最初的缺乏协调到以碳减排目标统领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实践ꎬ或许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ꎮ参考文献[１]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法试行京发改规〔２０１４〕６号[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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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ｒｇｈｅｓｉꎬ Ａ. Ｄ’ Ａｍａｔｏꎬ Ｍ. Ｇｉｌｌｉꎬ Ｍ. Ｍａｚｚａｎｔｉꎬ ａｎｄ Ｆ. Ｎｉｃｏｌｌｉ.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Ｂｒｏａ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１３－４ ２０５－２２４.[１８]Ｇｏｎｚｌｅｚꎬ Ｐ. Ｄ. 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２００７ꎬ １２８ １３６３－１３９０.[１９]Ｇｒｕｂｂꎬ Ｍ.ꎬ Ｊ. Ｃ. Ｈｏｕｒｃａｄｅꎬ ａｎｄ Ｋ. Ｎｅｕｈｏｆ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Ｊ].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９８ ２９０－３０２.[２０]Ｊｏｔｚｏꎬ Ｆ. ａｎｄ Ａ. Ｌｓｃｈｅ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ｓｓｏｎｓ[Ｊ].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４ꎬ ７５ ３－８.[２１]Ｏｉｋｏｎｏｍｏｕꎬ Ｖ. ａｎｄ Ｃ. Ｊ. Ｊｅｐｍａ.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Ｊ].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３ １３１－１５６.９段茂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协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Ｄｕａｎ Ｍａｏｓｈｅｎｇａꎬｂ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ｂ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ｍｉ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ｓ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ｍｕｔｕ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Ｓꎬ ｂ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ꎬ ｉｔ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ｔｈｅ ｑｕｏｔａ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Ｓꎬ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ꎬ ｗｈｅｎ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Ｓ ｑｕｏｔａ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ｅ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ꎬ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ꎻ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ꎻ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ꎻ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４１ꎬ Ｑ５６ꎬ Ｑ５责任编辑朱静静０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