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与战略管理管理评论 Vol.25No.02（2013）７６ 管理评论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０４ ２０１５）转型情景下企业合法性与绿色绩效的关系研究魏泽龙 谷 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４９）摘要绿色转型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转型的重要话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研究在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理论基础上，分析了转型背景下企业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转型情境下，商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都对绿色绩效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程度的提高会加强商业合法性的促进作用而降低政府合法性的促进作用。关键词环境不确定；合法性；绿色绩效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３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１０２０９６）。作者简介魏泽龙，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谷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引 言随着全球气候环境的恶化、能源矛盾日益突出，绿色成为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尤其是ＰＭ２􀆰 ５的肆虐让中国企业和政府认识到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Ｒｏｃｋｓｔｒｏｍ等［１］将当前可持续发展遇到的气候变暖、化工污染、海洋酸化、淡水枯竭、物种多样性降低等问题归咎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随着社会对能源消耗、污染和安全性等要素的敏感性持续升高，这些要素成为威胁企业合法性的重要因素。作为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开展绿色经营的呼声日益高涨，绿色绩效与企业合法性的关系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主题。 Ｓｕｃｈｍａｎ［２］提出合法性是指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适当性的总体评价，这些评价的内容不仅涉及到社会责任承担，还包括竞争优势、企业规模等其他标准。学界对绿色绩效与合法性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沿用了战略流派的观点，将绿色绩效作为企业获取合法性的战略手段，认为合法性是企业可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并加以管理的战略资源。在此基础上，Ｂａｎｓａｌ和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３］发现绿色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的提高企业环境合法性，并且能够降低环境波动对股票价值的冲击；Ｂｕｒｃｈｅｌｌ和Ｃｏｏｋ［４］认为绿色绩效能够改善合法性；Ｄｕ和Ｖｉｅｉｒａ［５］发现经营的绿色水平能够有效提高石油企业的合法性；Ｆｌａｍｍｅｒ［６］发现绿色能够显著提高市场评价。 Ｆｏｏｋｓ等［７］发现绿色作为一种战略资源，能够有效降低烟草公司面临的负面压力。然而，合法性是一种高度概括性的总体评价，它的获得不仅仅依赖于具体行动的影响，还依赖于以往所有行动的历史记录［２］。合法性受到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对在位企业而言，企业的合法性是先于绿色行为存在的。因此，更多的研究将合法性作为一种制度嵌入带来的约束机制，而不是绿色行为的结果。因此，第二种观点从制度理论出发，认为合法性具有社会嵌入性，是由既定的制度、准则和规范事先决定的［２］。因此，企业合法性是各种利益相关者主体根据既定准则做出的分类，获取合法性的过程是构建新制度和新标准的过程，往往超出了个体企业的能力［８］。因此，企业往往只能通过调整自身战略行为来保持行为与准则的一致性从而维持既有合法性。任何企业都嵌入在社会系统里，并且都具备了社会赋予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合法性却可组织与战略管理MANAGEMENT REVIEW Vol.25 No.02（2013）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０４（２０１５ ７７ 以随着企业行为与既定社会准则的偏离而遭受严重影响［９］。例如，农夫山泉对水源地保护不当给公司的社会评价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易损失的资源，合法性会成为绿色行为的驱动因素。感知到自身合法性较高的企业会积极提高绿色水平来避免合法性损失。不论是制度观点还是战略观点都存在一个前提假定，即合法性评价所依赖的制度准则是存在的，准确和统一的。然而，这些假定与中国等转型经济国家并不符合。胡美琴和李元旭［１０］在对绿色管理综述之后也认为，由于制度环境不同，以往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缺乏指导意义。首先，制度转型期间既定的制度和准则仍然不够成熟［１１，１２］。也就是说，在转型情景下，两个流派的假定和观点受到制度不确定的挑战。其次，转型情景下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判断合法性的标准不尽统一。转型国家的环境由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驱动，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同时存在［１３］。因此，转型情景下判断合法性的准则异质性更高［１４］。在双元驱动环境下，企业可能会感知到不同类型的企业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感知到的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可能受到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的影响。然而，以往研究仍然对转型情景下不同类型的合法性是否对绿色绩效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以及这种促进作用是否会受到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的影响缺乏深入分析。本研究根据转型情景的双元驱动特征，在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首先区分了商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并分析了两类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尽管两类合法性对绿色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两类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作用却受到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的显著影响。另外，研究还拓展了以往制度流派关于合法性的研究，并补充了以往缺乏对转型情景下合法性与绿色绩效关系的研究。理论与假设绿色绩效是指企业在降低污染、浪费、能源消耗和提高顾客使用安全性方面取得的成绩［１５］。随着气候变暖、能源枯竭、污染蔓延、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的浮现，绿色经营已经不仅是环保组织关心的问题，它已经成为政府、顾客、供应商、公众、媒体等众多利益相关者主体关注的焦点问题。与此同时，对绿色的要求已经嵌入在制度和社会价值观中，成为关乎企业合法性的重要内容。 Ｓｕｃｈｍａｎ［２］将合法性定义为对企业行为适当的总体感知。这种适当性的评价建立在对企业的行为与社会准则、价值观、信仰的一致性判断基础上。合法性实质上是利益相关者主体根据这种适当性做出的对企业的总体评价。制度理论认为合法性的这种评价具有制度嵌入性，关于绿色经营是否恰当的评价标准在企业开展绿色经营之前就已经存在，并嵌入在正式制度、非正式规范和道德准则中。而且，关于企业行为特征的判断标准 哪些行为特征是适当的，哪些行为特征是不适当的也是既定的［８，９］。因此，企业的合法性是事前已经决定的。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合法性不仅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还能够帮助企业从外部获取资源。企业为了维护这种合法性，必须与嵌入在正式制度、规范和准则中的利益相关的期望保持一致以避免合法性损失。朱庆华和耿涌［１６］、朱庆华［１７］发现，绿色法规压力下，企业为了避免合法性损失需要投入资源开展绿色采购。因此，合法性水平较高的企业将提高企业绿色绩效。由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主体依赖不同的准则和规范来判断企业的合法性，合法性的管理面临更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Ｌｉ等［１３］提出转型情景具有政府和市场双元驱动的特征。政府和市场是转型情境中相互交织的两种最重要的力量，是合法性塑造的两种重要驱动来源。因此，在转型情景下，企业将感知到政府合法性和商业合法性两种不同的合法性。政府合法性是指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企业行为恰当性的评价。商业合法性是顾客、供应商和同行等市场主体对企业行为恰当性的评价。对政府而言，绿色经营已经成为评价企业的重要准则，而随着ｗｅｂ２􀆰 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带来的社会敏感性增加，顾客、供应商和同行对企业的绿色经营的要求逐渐成为衡量企业的重要准则。因此，为了保持和维护政府合法性和商业合法性，企业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提高绿色绩效。更重要的是，当企业感知到的政府合法性和商业合法性水平越高，企业受到的关注程度更高、信息将越透明。因此，政府合法性和商业合法性越高的企业提高绿色绩效的压力越大。根据以上讨论，提出假设。Ｈ１商业合法性对绿色绩效有促进作用。组织与战略管理管理评论 Vol.25No.02（2013）７８ 管理评论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０４ ２０１５）Ｈ２政府合法性对绿色绩效有促进作用。然而，政府合法性和商业合法性具有不同的特征。政府合法性是政府依据正式制度和准则对企业适当性做出的评价和判断。因此，政府合法性带来的压力受到正式制度的影响更大。而商业合法性的判断依赖的是顾客、供应商、同行认同的价值标准，这些准则往往嵌入在非正式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中。转型情景下，新的制度体系往往是逐步完善的，这导致在很多情景下正式制度会不可避免的处于变化中，呈现出较高的不确定性［１１，１３］。而政府合法性之所以能够促进绿色绩效的提升是由于企业必须提升绿色绩效来与政府的要求保持一致。在制度成熟而稳定的环境下，政府合法性高的企业会为了保持这种合法性不断提高绿色绩效来避免合法性损失。然而，当制度不完善时，企业预期到绿色绩效的提升的压力将降低，政府合法性的这种促进作用将被削弱。另外，中国制度转型打破了计划经济制度，放开民营经济与开放国内市场大大激发了市场竞争的活力，竞争不确定急剧攀升。在产品同质化和激烈的价格战的压力之下，企业战略目标短期化的倾向日益明显［１８］。合法性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成本，绿色绩效被更多地看作成本而不是投资。由于政府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政府判断，政府距离市场较远、缺乏监督机制和人员紧缺等因素为企业降低绿色绩效而采取“名义”绿色行为创造了空间。因此，当竞争不确定较高时，政府合法性高的企业提升绿色绩效的动力显著降低。根据以上讨论，研究认为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较高时，政府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会降低。根据以上讨论，提出假设。Ｈ３制度不确定会削弱政府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Ｈ４竞争不确定会削弱政府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商业合法性是顾客、供应商、同行对企业适当性做出的总体评价。由于顾客、供应商和同行既不是指定正式制度的主体也不是执行正式制度的主体，所以，商业合法性的评价更加依赖在社会意识和价值观中的准则。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的演化呈现较强的动态性，正式制度的不完善是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结果［１３］。制度理论的研究指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指导经济行为过程中存在相互替代的效应，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景下，非正式的准则和价值观发挥作用更强［１１，１２］。因此，当制度不确定程度较高时，非正式制度压力产生的作用将会更强，制度不确定会加强商业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与政府合法性不同的是，商业合法性的判断主体（顾客、供应商、同行）同时也是市场竞争或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他们是与市场竞争紧密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当竞争强度提高时，企业越会努力在顾客和供应商中树立良好的声誉和品牌形象，努力与顾客、供应商甚至同行合作来共同面对竞争威胁。因此，获得商业合法性的企业会更加努力的维持这种合法性，更加努力投入资源来与顾客、供应商的准则要求保持高度一致，同时避免竞争对手“借题发挥”来打击企业的市场地位。因此，在竞争不确定程度较高的环境中，商业合法性带来的约束作用会增强，企业会更加努力的提高绿色绩效来避免合法性损失。根据以上讨论，提出假设。Ｈ５制度不确定会加强商业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Ｈ６竞争不确定会加强商业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根据以上理论分析，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１所示。图１ 理论模型组织与战略管理MANAGEMENT REVIEW Vol.25 No.02（2013）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０４（２０１５ ７９ 研究方法１、样本选择及数据收集为了验证研究提出的假设，本研究开展了问卷调查。为了避免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影响，研究从东部的山东省、江苏省和广东省，中部的河南省，西部的陕西省等五个省市选择高新区企业进行调研。为了提高问卷的可靠性，我们采用了与高管面对面的问卷方式。请政府部门协助我们联系了企业，每个企业请两位高管参与调研。为了避免误解、应付差事和不认真填写问卷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没有采用邮件、邮寄或者分发的方式。我和我们管理学院的博士生与高管约好时间后，亲自到企业，向企业高管解释调研目的，承诺保密和报告反馈，请两位高管现场完成问卷。我们联系了５００家企业，最终愿意接受的２２６家企业，但是这２２６家企业中，有１４家企业，即使我们解释和承诺保密和反馈报告，还是有高管由于临时工作忙，或者抵触等不配合，未能真实可靠的完成问卷。于是我们剔除１４家企业之后，将２１２家企业作为最终样本，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４２􀆰 ４％。最终样本主要涵盖了１６３个高新技术企业和４９个非高新技术企业。为了检验未回收误差对抽样有效性的威胁，研究根据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和Ｏｖｅｒｔｏｎ［１９］的建议，采用Ｔ检验对回收样本和未回收样本的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进行了对比。 Ｔ检验的结果显示，两组样本在企业规模和年龄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未回收偏差不会给抽样有效性带来严重威胁。２、变量测量变量的测量根据文献已经采用过的指标编成调查问卷，指标采用１－５打分的方法进行，在调研过程中，让高管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指标的符合程度进行打分。在对指标测量的可靠性进行检验之后将指标的平均值作为变量的测量。表１汇总了各个变量的测量指标、指标设计的依据或来源，指标的因子载荷、信度和效度检验的结果。（１）绿色绩效研究根据Ｚｈｕ和Ｓａｒｋｉｓ［１５］的研究采用５个指标测量企业绿色绩效，包括降低污染、能耗和提高顾客使用安全性等５个方面。（２）企业合法性根据Ｌｉ等［１３］对转型环境特征的分析和Ｓｕｃｈｍａｎ［２］对合法性的研究，本研究设计了８个指标来测量企业合法性，其中４个指标测量政府合法性，４个测量商业合法性。（３）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是转型情景下典型的环境特征，根据Ｐｕｆｆｅｒ等［２０］， Ｌｉ和Ａｔｕａｈｅｎｅ⁃Ｇｉｍａ［１８］以及Ｓｈｅｎｇ等［１２］的研究，本文采用５个指标测量制度不确定；根据Ａｕｈ和Ｍｅｎ⁃ｇｕｃ［２１］的研究，本文采用５个指标测量竞争不确定。（４）控制变量的测量以往研究表明不同年龄、规模和行业的企业在公司社会责任活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２２，２３］。因此，研究将企业规模、年龄和是否是高新技术行业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根据Ｂａｕｍ等［２４］，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等［２５］的研究，为了避免数量型变量分布左偏或者右偏给研究带来的误差，年龄采用企业年限的自然对数来测量，企业的规模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测量。行业采用虚拟变量测量，是高新技术企业编码为１，否则编码为０。３、信度、效度检验首先，研究采用科隆巴赫α系数对测量指标的可靠性进行了检验。由于创新开放性是以计数的方法进行测量，因此，不适合采用α系数检验。如表１所示，绿色绩效、商业合法性、政府合法性、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的α系数都大于０􀆰 ７，说明问卷测量的可靠性达到研究要求。第二，聚敛效度方面，如表１所示，各个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大于０􀆰 ７，ＡＶＥ值都大于０􀆰 ５，根据Ｆｏｒｎｅｌｌ和Ｌａｒｃｋｅｒ提出的标准［２６］，测量的聚敛效度较好。研究采用ＡＶＥ开方值与相关系数比较的方法检验了变量的区别效度。如表２所示，对角线上表示ＡＶＥ的开方值，该数值均大于所在行和所在列的相关系数，说明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别效度。第三，为了降低同源带来的普通方法误差，根据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等［２７］的建议，本研究在调研过程中让两位高管分别填写了自变量和因变量，绿色绩效由高管Ｂ填写，政府合法性、商业合法性、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由高管Ａ填写。因此，普通方法误差不会给结果的可靠性带来严重威胁。组织与战略管理管理评论 Vol.25No.02（2013）８０ 管理评论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０４ ２０１５）表１ 指标测量及信度、效度检验测量指标依据或来源载荷信度、效度指标绿色绩效与同行相比，我们的产品更环保与同行相比，我们的产品生产过程更省资源与同行相比，我们的产品生产过程污染更小与同行相比，我们的产品对顾客更安全与同行相比，我们的产品更容易回收利用Ｚｈｕ和Ｓａｒｋｉｓ［５］０􀆰 ９１６０􀆰 ９０３０􀆰 ９３１０􀆰 ８９５０􀆰 ７５５Ａｌｐｈａ＝０􀆰 ９２８Ｃ．Ｒ＝０􀆰 ９４６ＡＶＥ＝０􀆰 ７７８商业合法性公司获得了顾客的广泛认可公司获得了供应商的广泛认可公司的产品得到顾客的高度评价公司的产品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Ｌｉ等［１３］ ；Ｓｕｃｈｍａｎ［２］０􀆰 ９０３０􀆰 ８６９０􀆰 ９１２０􀆰 ８５０Ａｌｐｈａ＝０􀆰 ９０６Ｃ．Ｒ＝０􀆰 ９３４ＡＶＥ＝０􀆰 ７８１政府合法性公司获得了政府部门的广泛认可公司赢得了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政府经常把我们当作样板公司推介政府经常参观我们公司Ｌｉ［１３］ ；Ｓｕｃｈｍａｎ［２］０􀆰 ８８１０􀆰 ９３２０􀆰 ９１２０􀆰 ８７９Ａｌｐｈａ＝０􀆰 ９２２Ｃ．Ｒ＝０􀆰 ９４５ＡＶＥ＝０􀆰 ８１１制度不确定与经营相关的关键政策还不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还不明确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存在很多空白政府政策对实施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政策往往缺乏详细的操作意见Ｐｕｆｆｅｒ等［２０］ ；Ｌｉ和Ａｔｕａｈｅｎｅ⁃Ｇｉｍａ［１８］ ；Ｓｈｅｎｇ等［１２］０􀆰 ７３４０􀆰 ７６９０􀆰 ８８５０􀆰 ８９３０􀆰 ７８７Ａｌｐｈａ＝０􀆰 ８７３Ｃ．Ｒ＝０􀆰 ９０２ＡＶＥ＝０􀆰 ６５１竞争不确定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很激烈市场上有太多与我们产品相类似的产品市场中经常发生价格战市场上新的促销手段层出不穷竞争对手经常试图抢夺我们的客户Ａｕｈ和Ｍｅｎｇｕｃ［２１］０􀆰 ８４２０􀆰 ７８６０􀆰 ８３９０􀆰 ７６４０􀆰 ８０２Ａｌｐｈａ＝０􀆰 ８６５Ｃ．Ｒ＝０􀆰 ８６３ＡＶＥ＝０􀆰 ６８２４、假设验证及结果研究首先对变量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表２）。表２显示政府合法性和商业合法性与绿色绩效显著正相关。样本中绿色绩效均值是４􀆰 ０１２，标准差为０􀆰 ７４１。由于样本来源于高新技术开发区，而这些企业往往采用了较多高新技术，绿色绩效相对较高。相关分析发现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０􀆰 ６５。因此，按照Ｔａｂａｃｈｎｉｃｋ和Ｆｉｄｅｌｌ［２８］提出的标准，研究结果受到多重共线性威胁的可能性较小。为了进一步检验多重共线性的威胁，研究在进行回归分析过程中计算了各个回归系数的膨胀因子（ＶＩＦ）。分析结果显示，最大的膨胀因子为１􀆰 ６，远低于临界值１０，这进一步降低了研究结果受到多重共线性威胁的可能性。表２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均值标准差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１．企业规模５􀆰 ０８３ １􀆰 ４２０ Ｎ／ Ａ２．企业年龄２􀆰 ２２２ ０􀆰 ７４５ ０􀆰 ６１６∗ ∗ ∗ Ｎ／ Ａ３．行业（高新） Ｎ／ Ａ Ｎ／ Ａ －０􀆰 ０５０ ０􀆰 ０８０ Ｎ／ Ａ４．政府合法性３􀆰 ７５８ ０􀆰 ８６３ ０􀆰 ３６３∗ ∗ ∗ ０􀆰 １３７∗ ０􀆰 １４４∗ ０􀆰 ９０１５．商业合法性４􀆰 ０６０ ０􀆰 ６８７ ０􀆰 １３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３ ０􀆰 ４３１∗ ∗ ∗ ０􀆰 ８８４６．制度不确定３􀆰 １４８ ０􀆰 ８３９ －０􀆰 １３８∗ ０􀆰 ００２ ０􀆰 １４６∗ －０􀆰 １２４＋ －０􀆰 ０５４ ０􀆰 ８０７７．竞争不确定３􀆰 ７８１ ０􀆰 ７６９ ０􀆰 ２３３∗ ∗ ∗ ０􀆰 ２１１∗ ∗ －０􀆰 ０６５ ０􀆰 １２７＋ ０􀆰 ０７５ ０􀆰 １０３ ０􀆰 ８２６８．绿色绩效４􀆰 ０１２ ０􀆰 ７４１ －０􀆰 １２７＋ －０􀆰 １６７∗ ０􀆰 １８６∗ ∗ ０􀆰 ３７７∗ ∗ ∗ ０􀆰 ５１８∗ ∗ ∗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３ ０􀆰 ８８２注＋表示在０􀆰 １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０􀆰 ０５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０􀆰 ０１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０􀆰 ００１水平下显著。 Ｎ／ Ａ表示不适合分析；斜对角线上为ＡＶＥ的开方值。由于模型存在调节效应，研究按照Ｂａｒｏｎ和Ｋｅｎｎｙ［２９］建议的步骤，采用多元回归验证理论模型。首先，运行只含有控制变量的模型１作为参照模型。在此基础上，为了验证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影响，研究进一步将商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加入到模型２。模型２的结果显示，商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回归系组织与战略管理MANAGEMENT REVIEW Vol.25 No.02（2013）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０４（２０１５ ８１ 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当商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提高时，企业会提高绿色绩效的水平。因此，假设１和假设２得到支持。为了进一步检验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的调节作用，研究在模型３中加入了两个调节变量和交互项。按照Ａｉｋｅｎ和Ｗｅｓｔ［３０］的建议，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研究对交互项包含的变量进行了均值中心化处理。模型３的结果显示，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与政府合法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它们与商业合法性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为了充分验证调节作用的效果，研究根据回归系数绘制了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高和低水平下，合法性与绿色绩效的关系图（图２ａ，图２ｂ，图３ａ，图３ｂ）。如图２ａ，２ｂ所示，当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提高时，绿色绩效随政府合法性提高的曲线斜率均显著降低，说明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影响。因此，假设３和假设４得到支持。图３ａ，３ｂ显示，当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升高，商业合法性与绿色绩效之间的直线斜率明显提高，说明，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会显著加强商业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假设５和假设６得到支持。表３ 回归系数表变量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企业规模－０􀆰 １７３∗ －０􀆰 ２２５∗ ∗ －０􀆰 ２０８∗ ∗企业年龄－０􀆰 ０２６ －０􀆰 １０４ －０􀆰 １０２行业（高新） ０􀆰 ２３２∗ ∗ ∗ ０􀆰 １１７∗ ０􀆰 １７０∗ ∗政府合法性０􀆰 ２８１∗ ∗ ∗ ０􀆰 ２５２∗ ∗ ∗商业合法性０􀆰 ４１７∗ ∗ ∗ ０􀆰 ４４９∗ ∗ ∗制度不确定－０􀆰 １３４∗ ∗竞争不确定－０􀆰 ０３０制度不确定政府合法性－０􀆰 ２１５∗ ∗ ∗制度不确定商业合法性０􀆰 ２４５∗ ∗ ∗竞争不确定政府合法性－０􀆰 １１９∗ ∗竞争不确定商业合法性０􀆰 １１４∗Ｆ⁃ｖａｌｕｅ ６􀆰 ２１７∗ ∗ ∗ １０􀆰 １３７∗ ∗ ∗ ４􀆰 ８２７∗ ∗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０８４ ０􀆰 ３８５ ０􀆰 ４４２Ａ．Ｄ Ｒ Ｓｑｕａｒｅ ０􀆰 ０７１ ０􀆰 ３４７ ０􀆰 ３５０Ｒ Ｓｑｕａ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０􀆰 ３０１∗ ∗ ∗ ０􀆰 ０５７∗ ∗注∗表示在０􀆰 ０５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０􀆰 ０１水平下显著；∗ ∗ ∗表示在０􀆰 ００１水平下显著。图２ａ 制度不确定对政府合法性作用的调节效应图２ｂ 竞争不确定对政府合法性作用的调节效应图３ａ 制度不确定对商业合法性作用的调节效应图３ｂ 竞争不确定对商业合法性作用的调节效应组织与战略管理管理评论 Vol.25No.02（2013）８２ 管理评论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０４ ２０１５）结果讨论１、研究的理论贡献首先，研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推动作用，扩展了制度视角下合法性与绿色绩效的关系研究。由于合法性的社会嵌入性，其获取依赖于长期积累而不是单个行动，具有综合性和一般性。一旦获取合法性意味着企业得到了顾客、供应商、政府等利益主体的认可，成为帮助企业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的强有力的约束，成为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为了维护这种合法性，企业往往采取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一致的活动。因此，具有合法性的企业往往更倾向于提高绿色绩效来维护合法性。研究针对转型情境下的“双元”驱动特征，将合法性区分为商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并验证了两种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影响，扩展了以往合法性与绿色绩效关系的研究。其次，研究分析了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的不同调节作用，扩展了对合法性的研究。不论是制度流派还是战略流派的合法性研究都假定判定合法性的制度标准是既定的。然而，转型情景下，制度标准恰恰处于转型变化中，存在制度不确定。以往研究对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情境下，合法性如何发挥作用缺乏深入分析。本研究在引入并检验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的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发现，在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程度较高的环境下，政府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而商业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明显提高。研究说明，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景下，合法性地判断更多的依赖植根于顾客、供应商、同行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中的非正式制度。因此，研究丰富和扩展了转型情景下合法性作用机理的研究。２、管理建议研究对转型情境下如何推动企业的绿色经营有重要意义。首先，本研究发现商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会促进绿色绩效的提升。因此，商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越低的企业越可能开展非绿色经营活动，应该是绿色监督检查的重点对象。对企业而言，商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高的企业应该努力提高绿色绩效来降低因此带来的合法性损失。其次，研究发现制度不确定和市场不确定性会削弱政府合法性对绿色的促进作用而加强商业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用。因此，当制度不确定较高和竞争不确定较高时，政府认可度较高的企业开展绿色经营的压力也会降低。此时，企业开展绿色经营的压力主要来源于顾客、供应商和同行的认可度。因此，除了尽快完善制度标准，可以通过广泛的宣传来推动绿色准则社会嵌入的速度，让非正式的社会准则发挥作用，推动绿色经营。在制度标准不完善的情景下，企业不应该忽视顾客、供应商和同行对绿色的期待。恰恰相反，越是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高的环境中，顾客、供应商和同行判断企业的合法性越依赖于非正式准则，企业越需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对绿色行为的约束来维持合法性。３、未来的研究与不足本研究存在两点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改进。首先，研究未能进一步检验绿色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尽管绿色绩效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是企业可能更加关心财务绩效以及能够带来财务结果的绿色行为。研究并没有继续深入分析绿色行为何时会给企业带来财务绩效。其次，由于数据收集的限制，所有的变量都采用了主观打分的方法进行测量。尽管这种多指标打分的方法能够提高描述复杂现象的能力，但毕竟会受到主观偏差的影响。研究除了采用多主体打分的方法之外，在未来的研究中仍然需要进一步收集并利用客观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结 论绿色转型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转型的重要话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就如何在转型情景下推动企业的绿色绩效这一问题上，以往研究仍然缺乏深入分析。本研究在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理论基础上，分析了转型背景下企业合法性对绿色绩效的影响，提出了６条研究假设，采用来自２１２个中国企业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转型情景下，商业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都对绿色绩效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制度不确定和竞争不确定程度的提高会加强商业合法性的促进作用而降低政府合法性的促进作用。组织与战略管理MANAGEMENT REVIEW Vol.25 No.02（2013）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０４（２０１５ ８３ 参考文献［１］ Ｒｏｃｋｓｔｒｏｍ Ｊ．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ａｌ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 ２００９［２］ Ｓｕｃｈｍａｎ Ｍ． Ｃ．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５，２０（３）５７１⁃６１０［３］ Ｂａｎｓａｌ Ｐ．， Ｃｌｅｌｌａｎｄ Ｉ．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Ｔｒａｓｈ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４，４７（１）９３⁃１０３［４］ Ｂｕｒｃｈｅｌｌ Ｊ．， Ｃｏｏｋ Ｊ． Ｉｔ’ｓ Ｇｏｏｄ ｔｏ Ｔａｌｋ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６，１５（２）１５４⁃１７０［５］ Ｄｕ Ｓ．， Ｖｉｅｉｒａ Ｅ． Ｔ．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２０１２，１１０（４）４１３⁃４２７［６］ Ｆｌａｍｍｅｒ 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３，５６（３）７５８⁃７８１［７］ Ｆｏｏｋｓ 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Ｓ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２０１３，１１２（２）２８３⁃２９９［８］ Ｏｌｉｖｅｒ Ｃ．，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 Ｉ．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８，３３（２）４９６⁃５２０［９］ Ｔｏｓｔ Ｌ． Ｐ．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１，３６（４）６８６⁃７１０［１０］ 胡美琴，李元旭．西方企业绿色管理研究述评及启示［Ｊ］．管理评论，２００７，１９（１２）４１⁃４７［１１］ Ｐｅｎｇ Ｍ． Ｗ．， Ｈｅａｔｈ Ｐ． 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ｉｎ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６，２１（２）４９２⁃５２８［１２］ Ｓｈｅｎｇ Ｓ．， Ｚｈｏｕ Ｋ． Ｚ．， Ｌｉ Ｊ． Ｊ．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ｉｅｓ ｏｎ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１，７５（１）１⁃１５［１３］ Ｌｉ Ｙ．， Ｐｅｎｇ Ｍ． Ｗ．， Ｍａｃａｕｌａｙ Ｃ． Ｄ． Ｍａｒｋ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ｍｂｉ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Ｊ］．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１１（２）２０５⁃２１３［１４］ Ｓｃｈｅｒｅｒ Ａ． Ｇ．， Ｐａｌａｚｚｏ Ｇ．， Ｓｅｉｄｌ 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３，５０（２）２５９⁃２８４［１５］ Ｚｈｕ Ｑ．， Ｓａｒｋｉｓ Ｊ．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ｒ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２２（３）２６５⁃２８９［１６］ 朱庆华，耿涌．绿色供应链管理动力转换模型实证研究［Ｊ］．管理评论， ２００９，２１（１１）１３⁃１２０［１７］ 朱庆华．基于资源基础观的政府法规推动企业绿色采购实现机理研究［Ｊ］．管理评论， ２０１２，２４（１０）１４３⁃１４９［１８］ Ｌｉ Ｈ．， Ａｔｕａｈｅｎｅ⁃Ｇｉｍａ 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１，４４（６）１１２３⁃１１３４［１９］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Ｊ． Ｓ．， Ｏｖｅｒｔｏｎ Ｔ． 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Ｎ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Ｂｉａｓ ｉｎ Ｍａｉ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７７，１４（３）３９６⁃４０２［２０］ Ｐｕｆｆｅｒ Ｓ． Ｍ．，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Ｄ． Ｊ．， Ｂｏｉｓｏｔ Ｍ．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ｉｄｓ［Ｊ］．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０１０，３４（３）４４１⁃４６７［２１］ Ａｕｈ Ｓ．， Ｍｅｎｇｕｃ Ｂ．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５８（１２）１６５２⁃１６６１［２２］ 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 Ｓｉｅｇｅｌ Ｄ． 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Ｍｉ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０，２１（５）６０３⁃６０９［２３］ 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 Ｓｉｅｇｅｌ Ｄ． Ｓ．， Ｗｒｉｇｈｔ Ｐ． 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６，４３（１）１⁃１８［２４］ Ｂａｕｍ Ｊ． Ｒ．， Ｌｏｃｋｅ Ｅ． Ａ．， Ｓｍｉｔｈ Ｋ． Ｇ．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１，４４ （２）２９２⁃３０４［２５］ 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Ｐ．， Ｇｌｉｃｋ Ｗ． Ｈ．， Ｈｕｂｅｒ Ｇ． 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