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 管理评论第31卷际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本文的主要贡献是第一,结合国际化的资源观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首次对中国本土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展开跨地区的经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出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第二,从家族传承意愿、政治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家族传承意愿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则反映了中国国际化家族企业的独特制度情境。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弥补以往过于重视分析二者之间直接关系的研究缺陷,深刻揭示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情境机制,拓展和丰富相关学术领域。研究假设资源观的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源存量影响企业国际化能力与绩效表现。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独特性资源是“家族性”,“家族性”是家族系统涉入企业系统所带来的异质性资源束[14],包括家族的人力资本、财务资本、社会资本和治理结构等。这些家族资本与旨在促进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的财务资源与管理能力等相联系,影响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战略选择与企业绩效;与非家族企业相比,保存或增加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最显著的特征以及家族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参照点[15]。家族对社会情感财富的追求,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资源与能力积累,进而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家族传承意愿会引导家族企业增加创新投入[16],注重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性合作关系[17],因此家族传承意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资源和能力积累存在紧密关系。研究发现,网络关系提供了企业广泛和独特的资源基础[18]。与政府部门建立的网络关系有助于家族企业获取国际化经营活动所需的各类稀缺资源和政策信息等[3],帮助家族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迅速建立社会合法性[3],降低家族企业国际经营活动的风险与成本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家族传承意愿、政治关系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如图1所示。图1 研究模型1、家族企业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国际化初始阶段,家族企业倾向于选择高地理邻近性的海外市场[19],此时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国际化障碍有限,知识获取渠道更加多样化,企业组织结构和内部制度等也不需要做大幅改动[20],从而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对较低;同时,在国际化初始阶段,家族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贸易这一不威胁其独立性的国际化模式,该国际化模式具有最小的资源需求和企业风险[21]。根据资源观国际化理论的解释,企业的资源存量影响企业国际化能力和国际化经营活动的财务绩效表现。基于资源观视角的家族企业研究把信任、利他主义、家族社会资本、长期导向等看作是家族资源的重要表现[22]。在国际化初始阶段,这些家族资源能够促进家族内部快速的决策过程、国际化过程的分享和参与愿景等家族内部关系,以及家族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和政府机构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3,23],进而有助于家族企业降低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及国际化的交易成本,克服国际化过程中的知识与信息、财务资源和管理能力不足等劣势。因此,处于国际化初始阶段的家族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绩效表现可能更好。随着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际化对企业绩效会产生消极影响。由于不熟悉的语言环境、社会文化、商业环境和政治制度等,国际化扩张将导致家族企业面临增大的环境复杂性,而拥有必要的管理能力是家族企业处理这一增大的环境复杂性的关键[24,25]。财务资源通过为家族企业投资生产设施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实施特定的国际市场战略和品牌活动、雇佣处理国际业务的专门人才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也成为家族企第9期周立新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161 业国际化扩张的关键因素。然而,受家族自身规模和能力的限制,家族企业国际化所需资源和能力在家族内部可能并不存在[26];家族对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的追求,使家族企业倾向于雇佣家族经理和使用内源性融资[9],也不愿意在企业组织结构和职业管理系统上做出变化[2],这会限制家族企业国际化所需财务资源和管理能力发展[27];此外,由于家族领导人对企业的直觉知识,使家族企业严重依赖非正式控制和决策制定[28],这些个人知识不足以应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的需要[24-25]。随着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家族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复杂性、资源与能力约束矛盾更加突出,东道国政治、文化和商业环境的熟悉障碍、国际化的信息处理负担、企业组织结构和职业管理系统的调整成本也将进一步增大,引起家族企业国际化成本的急速攀升,从而家族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可能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不是简单的正向或负向关系。一方面,在国际化初始阶段,信任、利他主义、家族社会资本和长期导向等家族资源能够弥补家族企业国际化所需知识与信息、财务资源和管理能力不足等劣势,降低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及国际化的交易成本,导致家族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绩效表现可能更好;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家族企业仅仅依靠家族资源已无法满足国际化的资源与能力需求,而家族对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的追求也限制了家族企业国际化所需资源与能力发展,同时家族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环境复杂性及国际化的交易成本将进一步增大,导致家族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绩效表现会更差。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1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2、家族传承意愿的调节效应家族传承意愿会引导家族企业关注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比如,增加创新投入[16],注重对外部利益相关者做出战略性承诺并发展持久性合作关系[17],这些战略性承诺和持久性合作关系提供了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所需的资源、知识和信息基础[3];同时,具有家族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家族成员占据关键管理职位,家族传承意愿增大了家族成员成为企业CEO的机会。家族企业中所有者与管理者的高度一致性,使二者之间的利益更加一致,沟通也更加充分,有助于家族企业快速决策以应对国际复杂性的冲击,降低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的协调和监督等交易成本;此外,具有家族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主会更多地与家族成员沟通以发掘最合适的接班人,通过安排后代进入家族企业锻炼、或通过安排后代进入海外学校接受教育以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前期工作经历使继承人能够较早地获取未来职位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包括国际化知识和能力;继承人的国际化教育经历降低了家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心理距离、风险感知和不确定性。一些经验研究也揭示,家族企业国际化倾向和成功取决于家族成员的教育水平及国际化的前期经验和知识[29]。因此,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具有强家族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通常具有更多的国际化资源以及更加充分的国际化准备,从而实施国际化战略的绩效表现可能更好。由此提出以下假设H2家族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家族传承意愿的增强,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增大。3、政治关系的调节效应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部门仍然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及其处置权,家族企业通常难以从这种体制中取得国际化经营活动所需稀缺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也不易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政治关系等非正式制度通常成为正式制度的重要替代机制[30]。作为企业国际化的一种重要战略性资源[18],网络关系能够带来多样化的资源、知识和信息。与非家族企业相比,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的家族企业倾向于与政府部门建立政治关系,以获取稀缺资源和建立组织合法性[13]。政治关系对国际化家族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家族企业获得政治合法性、产业或市场准入、政府补助、税收减免、土地资源和银行贷款等稀缺资源[31,32],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不完善和再分配体制对国际化家族企业的资源与能力约束;第二,拥有较多政治关系的家族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理念,会时刻关注地方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经济动态和信息,并积极调整企业行为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33];第三,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家族企业也积累了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技巧和策略,这些技巧和策略会带入到海外市场[33],有助于家族企业处理与海外投资地政府部门的关系,进而提升国际化家族企业的经营绩效。由此提出以下假设162 管理评论第31卷H3政治关系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家族企业政治关系的增多,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增大。研究设计1、数据与样本数据来自作者2014年对浙江和重庆制造业私营企业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330份,回收问卷276份。参照国内学者的常用做法,即将企业主及其家族持股比例大于50的企业界定为家族企业,共获得251个家族企业样本。其中浙江占41. 8,重庆占58. 2;纺织制造业占23. 5,汽车、摩托车和零部件制造业占15. 9;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为9192. 44万元;企业平均经营年限为11. 44年;2013年企业国外销售收入占当年销售收入比重在0、0 10、11 25、26 50、51 75、75以上的企业分别占42. 9、27. 9、14. 3、6. 9、4和4;具有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文化程度的企业主分别占1. 6、14. 9、34. 5、22. 9、19. 3和6. 8;行业工作年限15年以上、914年、48年和13年的企业主分别占41. 2、30. 8、24. 4和3. 6。2、变量测量1因变量。企业绩效PERM,学术界对企业绩效的测量主要采取了会计指标如ROS、ROE、销售增长率、市场指标如托宾Q值、每股盈余EPS和综合指标综合运用财务与非财务指标、客观与主观数据三种方式[34],考虑家族企业客观财务数据获取的困难性,本文采用综合性的主观绩效指标,包括5个题项,即与同行主要竞争对手相比企业过去3年销售额、利润、市场份额和员工人数增长及资产回报,量表使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衡量,取值范围从1“很差”到5“很好”。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 889,KMO为0. 876,变量的累计解释量达69. 239,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2自变量。国际化程度INTE,理论与实践表明,家族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贸易模式,避免选择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等威胁其独立性的国际化模式[3],因此学者们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量,基本上采用了企业国外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比重这一指标,本文采用2013年企业国外销售收入占当年销售收入比重测量,0、010、1125、2650、5175、75以上分别编码为16。3调节变量。 A.家族传承意愿FGS,借鉴Berrone等[15]和Vandekerkhof等[35]的量表,包括5个测量题项,示例问题如“保持企业的家族传统和家族特征”“将成功企业传递给下一代家族成员”。量表使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衡量,取值范围从1“很不重要”到5“非常重要”。该量表的Cronbach α为0. 821,KMO为0. 838,变量的累计解释量达58. 41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B.政治关系POL,采用近两年企业与母国政府主管部门建立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的数量测量。量表使用李克特五点尺度衡量,取值范围从1“很少”到5“很多”。4控制变量。基于以往的相关研究,选取包括环境、组织和个体特征的7个控制变量A.地区LOCA,不同地区在市场、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影响国际化企业绩效水平,本文将浙江企业编码1,重庆企业编码0。 B.企业规模SIZE,大企业一般拥有更多的财务资源、管理能力、国际化经验和政府支持等,这些资源在国际化过程中可能转化为企业收益,本文以2013年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测量。C.企业年限AGE,老企业更容易积累国际化知识和经验,有助于国际化企业绩效的提升,本文以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测量。 D.产业INDU,不同产业的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存在显著的差异[6],本文将制造业划分为三种类型“纺织制造业”INDU1、“汽车、摩托车和零部件制造业”INDU2及“其他制造业”,设置2个虚拟变量,以“其他制造业”作为参照组。 E.创新INNO,创新活动通过创造和增加企业的无形资产进而提升国际化企业的经营绩效[36],Graves和Shan[6]、Fernndez-Olmos等[11]在论讨家族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时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将创新定义为“2013年企业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1以下、1 2、3 5、610、1115、1620和20以上分别编码17。 F.企业主文化程度EDU,它通过影响个人的信息加工能力和辨析能力等影响国际化企业绩效表现,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专科、本科、研究生分别编码16。 G.企业主行业经验EXP,家族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家控制型企业,企业主家行业经验会影响企业绩效,比如,长期的行业经验会使企业主家形成路径依赖,锁定在既有产品和技术上,可能不利于国第9期周立新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163 际化企业绩效的提升。本文将企业主行业工作年限13年、48年、914年、15年以上分别编码14。实证分析结果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表1显示,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均值为2. 134,标准差为1. 359,即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较低,并且不同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差异较大;家族企业绩效与国际化程度、家族传承意愿、政治关系、企业规模、创新、企业主文化程度显著正相关p0. 10;β-0. 029,p0. 10。因此,家族传承意愿正向调节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随着家族传承意愿的增强,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增大。由此,假设H2得到初步验证。3政治关系的调节效应。在表2模型6中,国际化程度一次项与政治关系的交互项INTEPOL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 047,p0. 10; β-0. 019,p0. 10。同时,在强政治关系的企业中,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β0. 198,p0. 10;β-0. 001,p0. 10。由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强家族传承意愿和强政治关系企业中的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临界值大于弱家族传承意愿和弱政治关系企业中的临界值。这说明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倒U型影响关系在强家族传承意愿、或强政治关系的家族企业更明显,即家族传承意愿、政治关系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由此假设H2和假设H3得到进一步验证。表3 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分样本检验结果变量家族传承意愿政治关系强家族传承意愿弱家族传承意愿强政治关系弱政治关系-CONS 3. 187∗ ∗ ∗ 0. 356 2. 413∗ ∗ ∗ 0. 289 2. 112∗ ∗ ∗ 0. 410 2. 197∗ ∗ ∗ 0. 331LOCA -0. 1050. 155 -0. 0420. 132 -0. 0060. 188 -0. 212†0. 115SIZE 0. 074∗ 0. 031 0. 053†0. 028 0. 073∗ 0. 034 0. 085∗ ∗ 0. 028AGE 0. 0240. 088 -0. 0240. 068 -0. 176∗ 0. 076 0. 0760. 075INDU1 0. 0390. 191 -0. 232†0. 136 -0. 3040. 226 -0. 221†0. 128INDU2 -0. 413∗ ∗ 0. 150 -0. 1050. 137 -0. 1810. 142 -0. 378∗ ∗ 0. 138INNO 0. 0310. 041 0. 128∗ ∗ ∗ 0. 031 0. 093∗ ∗ 0. 032 0. 141∗ ∗ ∗ 0. 036EDU -0. 0440. 052 0. 0280. 044 0. 0070. 049 -0. 0250. 044EXP -0. 206∗ ∗ 0. 076 -0. 0270. 058 0. 0370. 067 -0. 200∗ ∗ 0. 063FGS 0. 152∗ 0. 069 0. 236∗ ∗ ∗ 0. 063POL 0. 105†0. 053 0. 0470. 048INTE 0. 157∗ 0. 065 0. 0760. 061 0. 198∗ ∗ 0. 065 0. 0360. 060INTE2 -0. 048∗ 0. 023 -0. 0190. 026 -0. 069∗ 0. 029 -0. 0010. 022R2Adjusted R2FN0. 2790. 1903. 137∗ ∗1010. 2790. 2144. 326∗ ∗ ∗1350. 2910. 2063. 434∗ ∗1040. 3290. 2685. 356∗ ∗ ∗132注†p0.10,∗ p0. 05,∗ ∗ p0. 01,∗ ∗ ∗ p0. 001。结论与讨论家族企业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国际化则是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常用战略选项之一。基于浙江和重庆制造业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家族传承意愿和政治关系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国际化程度较低时,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家族企业绩效呈现出上升趋势;然而,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持续提升,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家族企业绩效随着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呈现出下降趋势。目前,有关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聚焦于资源观理论或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等单一理论视角,并且以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的家族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中国本土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成果还是空白[37]。本文整合国际化的资源观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166 管理评论第31卷理论,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家族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资源与能力优势及约束,进而分析家族企业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实证结果不同于前期文献中的正向影响[7]、负向影响[10]或W型曲线影响[11]关系。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相关学术领域。第二,在当前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由第一代向第二代传承的关键时期,家族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家族传承意愿意味着企业的长期导向特征、家族所有者与管理者高度的一致性等。因此,具有强家族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国际化资源与能力积累更丰富,国际化的经营与交易成本更低,从而家族企业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即家族传承意愿强化了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以家族传承意愿界定不同类型的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本研究不同于前期文献关注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直接关系、或关注家族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直接影响[38],本文强调家族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而丰富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的家族企业国际化研究成果。第三,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家族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政治关系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治关系的差异意味着不同的产权保护、资源与信息获取情况。具有丰富政治关系的家族企业,国际化资源与能力积累也更丰富,从而家族企业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即政治关系强化了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以政治关系的丰富程度界定不同类型的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前期相关文献关注企业家个人政治关系对国际化战略或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33],本文关注家族企业与政府间政治关系对国际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机制。本研究拓展了政治关系、国际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也深化了对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独特制度情境的认识。本研究对家族企业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具有深刻的启示第一,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我国大量的制造业家族企业面临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通过政策设计、出口促进计划的设计与实施等政策措施,引导和帮助这些家族企业积极进行国际化扩张,是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家族企业自身发展的现实选择。第二,家族企业应深刻认识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复杂阶段性特征,采取措施延长企业绩效拐点时间的到来,尽可能保持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同步上升。在国际市场选择上,应遵循邻近性原则;积极推进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适度引入具有国际化知识的非家族经理,以应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提升的复杂性、资源和能力需求。第三,目前我国家族企业正处于创始一代和二代传承交接的高发阶段,一代创业者尤其应加强对家族继承人的遴选和培养,以充分发挥家族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作用。第四,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家族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可以替代正式制度促进家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提升,因此家族企业应该评估和权衡自身与政府部门的政治关系,以充分发挥政治关系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绩效的作用。本研究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没有考虑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之间可能存在中介变量作用;第二,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测量,仅仅考虑了国际化程度,没有考虑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模式等国际化测量指标;对企业绩效的测量,没有考虑客观的财务绩效指标,也没有区分长期绩效和短期绩效指标。这些问题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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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paper provides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gree and perance in family firms, es-pecially how family succession intention and political ties will affect it. Meanwhile, this paper can als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Chinesefamily firms to develop their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Key words family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firm perance, family succession intention, political 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