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 管理评论第30卷对正念及正念训练的理解,并促进组织管理中正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展。图1展示了本文的主要内容框架。图1 主要内容框架图正念的概念和测量1、正念的概念在正念从东方佛教领域到当代科学领域的演进过程中,其宗教色彩被逐渐淡化,现已成为一种世俗化的概念。在国内,大多数学者把“Mindfulness”翻译为正念,也有少部分学者将其翻译为“专注力”、“觉知”或“心智觉知”等词语。尽管学者们对正念的操作性定义还存在一定争议,但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描述性定义是由Kabat-Zinn[2]所提出,他认为正念是“一种有目的地且不加任何判断地关注当下的方式”。回顾以往的定义,我们将各种观点归纳为以下4种说法状态说、类特质说、技能说和认知过程说,其中,状态说和类特质说的支持者较多。1状态说众多学者将正念看作一种意识状态,认为个体在此状态之下能有意识地集中注意力于当前的体验和事件上,并主动保持着对内外部的警觉性和敏感性[18,19]。它也促使个体主动且有目的地把注意力聚焦于当下的身心感受和外部情境中,而不把任何主观判断加入其中。同时,个体仅单纯地感知此时此刻的身心体验并将自己感知到的所有体验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对其做出冲动反应。那么,当正念被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时,它具有较强的短暂性和易变性,会因内外部的各种刺激而发生明显改变,因而正念是可以通过相关训练而被获得或提升的[3,6]。2类特质说至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正念是一种类特质state-like trait。 类特质与传统意义上的特质定义不同,它是一个类状态的特质概念[4]。 Brown和Ryan[6],Bishop等[20],Lau等[21]和Feldman等[22]都将正念定义为一种类状态的特质,即个体对当前体验或现实生活所进行的强化了的关注和认知的一种特质[6]。 Bishop等[20]明确指出,正念包含两个核心要素,分别是注意力的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 of attention和对当下体验的特定导向a particular orientation toward one’s experiences in the present moment。作为一种类状态的特质,正念的易变性相对较低。然而,它仍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例如正念训练等一系第10期郑晓明,等组织管理中正念研究述评155 列外部干预可以提升个体的正念水平[23]。可见,个体正念不仅会受到先天因素还会因来自后天环境各方面的刺激而受到系统性的影响。总之,将正念看成一种类特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特质,强调了正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塑性。3技能说考虑到正念及正念训练法很早就出现在佛教领域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部分学者们认为正念是可以通过系统的正念训练而被习得和发展的一组技能[24],这些特殊的技能可以提升个体的洞察力、智慧、同情心、平静心态以及对事物敏锐觉察等良好的特性。 Fresco等[25]将正念看成一种能够使人们将自己此时此刻的想法和感觉都当作客观且暂时性的事件,并且对它们实际上是否如此并不给予考虑的技能。 Baer等[26]指出,正念包含四个重要的技能,分别是关注、描述、有意识地活动和不加评判接纳。将正念描述为一种可以被个体获得和提升的技能,实际上对于正念疗法的提供者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个体可以通过现在广为流传的正念训练法来学习正念技能,提升自己的正念水平。4认知过程说部分学者认为正念是一种调节注意力的认知过程,人们在整个过程中以包容和不加评判的方式来关注并体验当下的感受[20],从而深刻洞察自己的思想并采纳去中心化的观点。 Langer[27]认为,正念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个体主动进行信息处理的模式,它使个体对所体验的对象保持高度关注、敏锐及不加评价地接纳。总之,认知过程说从动态的角度解释了正念的本质,并有效识别出正念内部的诸要素及个体对正念的认知过程。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正念操作性定义及其结构的观点不尽相同[8],但目前大多数学者较为认同正念状态说和类特质说,并以正念具有多元要素为研究基点。无论是将正念看作一种具有多元要素的构念还是仅具有单一要素的构念,如何科学、有效地界定这些核心要素才是最关键的。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正念本质,我们根据以往学者对正念的定义,归纳出正念的5个核心要素A.正念是一种对事物积极主动的反应而非无意识的自动反应[28];B.正念让个体对内外部刺激保持高度敏感和时刻警惕的状态[6];C.正念所关注的是当下,并非过去或未来[18];D.正念要求个体不加判断地看待事物[17],以一种客观态度对待任何事物;E.正念使个体坦然接受事物,而非选择逃避或改变,也不会做出任何随意或冲动的反应。本文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正念,基于以上的文献回顾,我们认为正念是个体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专注当下,对于各种内部体验和外部情境保持敏感,且不加任何评判地坦然接纳。2、正念与相关构念的区别部分学者将正念与冥想、专注力、情绪智力和经验性回避等构念等同看待[1]。实际上,这些构念存在相似之处,但彼此独立、不能被互相替代[26]。1和冥想meditation的区别冥想是一种训练方式,指个体通过对身体和思想的自我调整所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注意机制,它有助于改善个体心理过程。然而,正念传统上被认为是一种心理模式或状态,它并不一定要通过冥想才能产生[6],尽管个体正念水平可以通过冥想得以提高。相对来说,冥想涉及更多的宗教色彩文化[29],但正念更加世俗化。此外,冥想包含两种训练方式,即正念和集中性专注。后者强调对一件事情的专注,而前者不仅强调对单个对象的关注还包含了体验意识。因此,正念冥想是冥想的一种具体形式。2和专注力absorption的区别Roche和McConkey[30]指出,专注力是个体高度关注于特定对象,并能将自身融入其中的特质。高专注力的个体会对实际对象产生更强的关注,而不被任何干扰因素或实际的改变而影响,同时,对于情绪和认知体验也可以保持较高的开放度。可见,专注力的这些特点确实和正念所强调的“关注当下”比较相似,但是二者仍存在较大差异。高专注力的个体往往会采用一种经验模式,即情绪导向的模式,而低专注力的个体则倾向于采用一种事实导向的模式[31]。因此,专注力并没有消除个体情感,但是正念强调的是要不加任何判断和情感对目标进行感知。相比而言,正念的内涵超越了专注力,因为专注力强调仅对当下单一事物的关注,而正念强调的对象更广,包括当下的内在体验和外部刺激。因此,专注力涉及的注意宽度相对较窄。除此之外,正念还包含了有意识地行动、不反应、不加评判地接纳等等特点,所以专注力可能是正念内涵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56 管理评论第30卷3和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区别情绪智力指的是个体以一种适应性的方式对待自身与他人情绪的能力,具体包括感知、理解、管理和控制个体与他人的情绪[32]。二者都指明了对自身情绪的调节,从而以更加适应性的方式对待自身的体验和事件。一些研究表明,正念可以提升个体的情绪智力,因而正念可能是情绪智力的前因变量[33]。就情绪智力而言,其仅仅强调个体对于情绪本身的感知和理解、管理与控制,而正念不局限于情绪,还包括个体对其他方面比如想法、躯体和外部环境的关注和体验。因此,正念所囊括的范围比情绪智力所强调的范围更广。此外,情绪智力涉及的情绪感知和理解其实并没有排除个体的主观判断,而正念强调的是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要排除自身的评估和判断。同时,正念并不要求个体故意去抑制任何情绪或感受,相反,正念让个体不加评判地接纳事物,这与情绪智力中的控制情绪是不同的。4和经验性回避experiential avoidance的区别经验性回避来自于接纳承诺疗法,指的是个体对于自身的内在体验,比如想法、身体感觉、情感等方面的控制,进而改变自己对于这些内容的敏感性[34]。然而,正念并非强调控制和改变,而是让个体不加主观评判地、以一颗包容接纳的心对待任何体验。经验性回避强调个体不愿意经历特定的体验,而选择控制或逃避[34]。虽然正念也强调了不反应,但是这不意味着消极地或被动地接纳各种想法和体验,也不意味着个体不愿意感受这些体验。相反,这种不反应主要是强调保持着平静的状态,不做出任何冲动性的反应。从二者效果来看,经验性回避带来更多的抑郁、焦虑等症状[35],而正念则可以减弱这些不良的生理、心理状态。3、正念的测量由于正念属于较新的概念,学者们对正念的测量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从已有的正念量表中,我们总结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表1归纳了各量表的基本信息。1弗莱堡正念量表the freiburg mindfulness inventory, FMI该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呈现的四因素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因而内容效度受到了质疑。虽然该量表由四维度组成,但开发者推荐使用总分来表示被测者的正念水平[10]。此外,该量表只适用于有正念冥想经验的个体[1,24],从而限制了量表的适用性。 Walach等[36]进一步完善了FMI量表,发现采用单一因素结构来测量正念效果更好,并将原先30个题项简化为14个。简短版的量表可用于测量先前没有冥想经验个体的正念。2正念注意觉知量表the 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该量表是目前被广泛运用的量表之一。 MAAS采用单一因素结构,最终得到一个测量总分,所测量的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当下体验的敏感度和认知度的倾向。 MAAS具有较好的效度以及对变化的敏感性[36],但由于其呈现出一个单因素结构,过于强调个体的注意力和意识,因此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正念的其他核心要素。研究表明,个体MAAS与经验开放性、情绪智力和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而与反刍和社会焦虑显著负相关,并与自我控制不相关[6]。3肯塔基州正念量表the kentucky inventory of mindfulness scale, KIMSKIM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正念技能的辩证行为治疗的概念,它测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的一般倾向,并不要求有冥想经验。研究表明,该量表的适用群体较为广泛,包括临床和普通个体,有冥想经验和无冥想经验的人群。但需指出,KIMS虽然包含了数个因子,但仍没有涵盖正念的所有核心方面[36]。4五因素正念量表the 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FFMQFFMQ的开发是基于已有量表MAAS,FMI,KIMS,SMQ和CAMS的题项,并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了5个因子[24]。在使用FFMQ时,我们既可以使用总分来表示正念水平,也可按5个维度得到相应分数。5多伦多正念量表the toronto mindfulness scale, TMS这个二因素结构量表中的“好奇”指个体对内外部体验所具备的开放度,“去中心化”指个体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感知和理解所有的体验。 Lau等[21]将正念定义为特质,但是测量题目表现出状态的特点。 TMS测量正念时是采用正念训练的主体对自身正念水平的即刻评估,因此对于长期正念训练的人群而言量表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考察。6认知与情感正念量表-修订版th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mindfulness scale-revised, CAMS-RFeldman等[22]对之前所开发的CAMS量表进行了修订,并编制出CAMS-R。虽然CAMS-R用整体分数表第10期郑晓明,等组织管理中正念研究述评157 示正念水平,但大多数的特质说持有者是将正念看作多维度的构念。该量表的信度较低,且由于研究者无法按照各维度的分数而只能依据总分来检验信效度,量表使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研究表明,CAMS-R与MAAS、KIMS、FMI对正念的测量具有较强相关性[22,24]。表1 正念测量量表测量工具开发者时间评分制示例题项总数维度弗莱堡正念量表Buchheld等[10] ;Walach等[36]4我观察自己的体验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消逝的30关注当下;不加评判接纳;对体验的开放性;洞察力正念注意觉知量表Brown和Ryan[6] 6我发现自己不能专注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15正念肯塔基州正念量表Baer等[26] 5当我做事时,我的思绪在漫游且自己容易分心39注意;描述;有意识活动;不加评判接纳五因素正念量表Baer等[24] 5我认为对当下发生的事情保持专注很难39不反应;观察;有意识地进行活动;描述;对体验不加评判多伦多正念量表Lau等[21] 5我更关心对自己体验的开放性而不是控制和改变它们13好奇;去中心化认知与情感正念量表-修订版Feldman等[22] 4我容易分心12注意;关注当下;意识接纳体验问卷Fresco等[25] 5我可以观察不愉快的感受而不会卷入其中11去中心化南安普顿正念问卷Chadwick等[37] 7通常当我体验到痛苦的想法或想象时,我不久就能恢复平静16正念费城正念量表Cardaciotto等[38] 5我能意识到通过我脑海的想法20意识;接纳正念问卷Haigh等[39] 7我喜欢智力上被挑战21追求创新;投入;创新产生;灵活性注该表的主要内容由作者总结并绘制。7体验问卷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EQFresco等[25]指出,“去中心化”不等同于正念,而是与正念紧密关联的能力。量表开发采用的是学生和来自多国家的临床样本,因而普适性较强。同时,EQ和经验性回避具有显著相关性。量表开发者认为正念是一个可塑的个体差异,所以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基于发展心理学,我们可以期待个体去中心化的能力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加。8南安普顿正念问卷the southampton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SMQChadwick等[37]开发并完善了SMQ。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量表中的所有题项都以“通常当我体验到痛苦的想法和想象时”这句话开头,之后是具体题项。虽然该量表在理论上包含4个因素去中心化、注意、接纳、不反应,但是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只支持单因素结构[37]。此外,从题项的内容上看,SMQ与MAAS具有一定的相关性。9费城正念量表the philadelphia mindfulness scale, PHLMSCardaciotto等[38]开发了该量表,量表中的“意识”分量表里题项的总相关性介于0. 43到0. 60之间,项间相关性介于0. 13到0. 50之间。另外,“接纳”分量表中题项的总相关性介于0. 47到0. 67之间,并且项间相关性介于0. 17到0. 54之间。由于PHLMS的样本量较小,从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第二类型错误的可能性。10正念问卷mindfulness/ mindlessness scale, MMS该量表的较低信度局限了量表的使用。同时,MMS中的因素结构不一致,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未能支持四因子模型,同时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其存在双重解决方案,即正念和非正念[39]。到目前为止,虽然理论论158 管理评论第30卷证了正念的四个因素结构,但学术界仍缺乏实证研究来证实这四因素结构。实际上,以上量表的信效度、因素结构、开发者对正念的定义及评分制都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在因素结构和定义上,CAMS-R,FMI和FFMQ的题项虽然包含了正念的不同维度,但最终采用统一的总分形式。MAAS,EQ和SMQ没有子量表,并展示出单因素结构,而KIMS不仅有子量表还分别给出不同维度下的分数,同时,FFMQ既可以使用总分也可使用不同维度的相应分数。就正念的定义而言,FMI和TMS将正念看作一种状态,KIMS、FFMQ和EQ把正念定义为一种技能,而SMQ和MMS将正念看作一种认知过程。此外,CAMS-R,MAAS和PHLMS将正念看作一种类特质[1]。以上10个量表均来自国外,国内学者在测量正念时,大多采用MAAS和FFMQ这两个量表。由于国内的正念研究起步较晚,我们仍缺乏对正念量表信效度的进一步验证。正念的前因及结果1、正念的前因相对于正念结果的研究,对其前因的考察还较为匮乏。目前,学者主要从正念训练和大五人格来考察正念水平的不同。1正念训练现有文献主要是从正念训练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干预方式对正念的影响。其中,较为著名的正念训练法包括以正念为基础的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40]和正念减压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therapy, MBSR[41]等。到目前为止,学者们普遍认为正念训练可以提升个体的正念水平,并且已有众多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证实了正念训练对正念的有效预测作用。例如,Shapiro等[23]的研究发现,正念训练不仅让个体即刻的正念水平得到提升,而且在之后的追踪调查中发现个体的正念水平比后测时的正念水平更高。对于正念训练如何提升个体正念水平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从心理机制和脑机制角度进行了研究[42]。一方面,正念训练可以提升个体视觉敏感性,从而实现对间隔更短的闪光的辨识,因而这可能与正念中关注当下和警觉性有关联[43]。同时,正念训练对θ波和γ波的提升效果[44]表明正念可通过调节大脑神经电活动以促进个体注意力和记忆力。正念训练对P3b波幅变化的影响,说明正念训练有助于个体更加有效地分配注意力资源[45]。 Grant和Rainville[45]指出,正念训练可以显著降低个体对热刺激的疼痛感,而这可能与正念中不加评判地接纳有重要关联。另一方面,正念通过改变个体背外侧前额叶、双侧前脑岛、扣带前回前膝部和喙部、双侧背内侧前额叶、左腹侧扣带前回与右内侧前额叶等脑功能和那些与感知加工、记忆、注意、情绪调节相关的脑结构,如海马、前额叶和扣带等,进而作用于个体的注意力、情绪调节和记忆等方面[46]。2大五人格目前,学术界在正念与大五人格间关系的研究上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例如,Giluk[47]考察了大五人格和正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元分析综合了29个研究中的32个样本。结果显示,神经质和尽责性与正念的相关性很高。 Baas等[48]的研究表明,正念中“有意识行动”这一要素与神经质负相关,而与尽责性正相关。 Rau和Williams[49]的研究表示,特质正念与一些发展成熟的人格特质有很强的关联,比如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和尽责性,但是正念与这些人格特质是有显著差异的。同时,他们认为个体的认知技能和态度是正念产生积极效果的潜在作用机制。国内学者韩玉兰[50]发现中层管理者的正念水平与尽责性、经验开放性和外倾性人格有部分重叠。不过,需明确指出的是,相关性研究结果无法明确大五人格和正念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研究亟需进一步通过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来考察二者间的关系。2、正念的结果我们将按照心理与健康状态,态度类变量和行为类变量这3个方面,总结并分析正念与其结果变量间的关系。1心理与健康状态众多研究表明,正念对于个体的心理与健康状况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例如,正念水平与睡眠质量正相关[51]。 Brown和Ryan[6]的研究发现,正念训练可以显著减少个体的焦虑感。对此,Shapiro等[28]指出,正念对第10期郑晓明,等组织管理中正念研究述评159 个体心理与健康状态的影响机制可能来源于正念实现了个体对内外部刺激的有效信息处理,进而改善了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同时,许多学者从脑神经机制的角度考察了正念如何作用于个体的心理与身心健康状态。基于文献的回顾,我们将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A.情绪正念不仅是一种情绪调节方式,还可以转化成有效的情绪调节能力,对个体情绪有重要影响。 Pepping等[52]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方式,证实了正念训练可缓解个体的情绪困扰,提升情绪调节能力。同时,正念训练对提升个体正性情绪,减弱个体负性情绪也有显著作用[53]。研究表示,受到正念训练的参与者比控制组表现出对积极情绪影片更正性的体验,对混合情绪影片表现出更适应的情绪调节,而负性情绪显著下降[53]。Fortney等[54]发现参与者的沮丧、焦虑、压力的情绪状态在受到正念训练的干预后显著降低。总之,正念能够显著改善消极情绪,增强积极情绪,从而保持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B.幸福感正念对幸福感的影响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证实[23]。 Roche等[7]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正念通过心理资本进而对心理幸福感产生影响。研究中,他们通过测量负面的结果变量来反向表示个体的幸福感。结果表示,正念水平与焦虑、失望、抑郁、倦怠等各种负面结果变量呈负相关。 Bajaj等[55]发现,正念与自尊、积极情绪和心理幸福感正相关,而与负性情绪负相关。同时,自尊完全中介了正念和积极情绪、心理幸福感间的关系,并部分中介了正念和负性情绪间的关系。考虑到主观幸福感指的是个体对于生活质量的情感与认知两方面的评价,我们对正念与家庭生活界面相关的研究也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Stolarski等[56]证实了平衡的时间视角balanced time perspective中介了正念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即正念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正念与偏离平衡的时间视角负相关,偏离平衡的时间视角与生活满意度负相关。正念所具有的两个核心要素对注意力的自我调节和对当下体验的接纳,有助于个体管理大量的角色责任,进而提升个体的工作家庭平衡感、减少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工作家庭增益。例如,Allen和Kiburz[57]发现,正念与工作家庭平衡感显著正相关,睡眠质量和活力中介了这一关系。 Kiburz和Allen[58]研究还发现,正念比其他已知的前因变量小孩数量、工作时间、大五人格和专注训练等更能显著地负向预测工作对家庭的干涉和家庭对工作的干涉。C.压力众多研究表明,正念训练能够系统地缓解个体的压力。例如,Jong等[59]通过实验法研究了正念训练MBSR对接受失业福利的失业者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干预组中失业者们的压力状况得以减轻,并更加专注于每日的活动之中。 Nezlek等[60]通过让参与者每天描述持续两周自己关注当下事件的程度及其对所发生事件的压力体验程度、积极体验程度和重要性程度,深入考察了正念与压力在事件层面上的关系。研究发现,特质正念与事件层面的正念间的正相关关系未因不同事件类型而表现出显著变化。同时,特质正念与个体感知的每日事件积极体验和重要程度正相关,与压力体验负相关。然而,事件层面的正念与事件的压力体验、积极体验和重要程度都正相关。 Shapiro等[28]认为正念在改善个体压力感知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机制是再感知,即去中心化[25]。这可以使得个体能够更好地与负面体验相脱离,进而减少压力感。D.工作职业倦怠众多研究表明正念训练能有效降低个体在工作中的倦怠感。在针对护士群体进行的正念减压疗法MB-SR中,Mackenzie等[61]的研究表明,护士的职业倦怠症状因正念干预而获得了显著改善。尤其是针对工作倦怠中的情绪枯竭维度,正念对其的影响得到了众多研究的证实。例如,Hlsheger等[16]实施了持续5天的日志研究,发现正念可以有效降低情绪枯竭,而且正念对情绪枯竭的影响由表层扮演所中介。此外,Reb等[19]采用跨层研究的方法,考察了领导正念对下属的影响。结果显示,领导的正念水平对下属的情绪枯竭有显著影响,即领导的正念水平越高,员工的情绪枯竭程度越低。2态度类变量A.工作满意度多项研究表明正念对工作满意度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Hlsheger等[16]通过比较干预组自我训练正念的小组和控制组发现,干预组中的参与者比控制组中的参与者具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Andrews等[62]的实证表明,正念对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受到了促进定向的中介。 Fortney等[54]考察了正念训练与工作满意度的160 管理评论第30卷关系,并使用情绪枯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就感这三个方面来测评参与者的工作满意度。研究中,他们通过正念减压疗法MBSR对参与者实施8周的正念训练,发现正念训练后参与者的情绪枯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就得到显著改善,即工作满意度得到提升。B.工作投入Reid[63]认为正念与工作投入是相关联的。正念具有对事物保持高度关注的特性,这正是形成工作投入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64]。在实证研究中,正念展示出了其对于提升工作投入的重要作用。例如,Leroy等[64]通过对员工实施8周正念减压疗法MBSR,发现正念水平的最初状态和正念的增长率对工作投入程度的最初水平及其增长率都分别有显著预测作用。C.离职意向正念有助于降低个体的离职意向。 Dane和Brummel[65]以服务产业为背景,选取了美国西南部一家连锁餐饮店的102名服务员为样本,发现工作场所中个体的正念与离职意向显著负相关。 Andrews等[62]的研究显示,个体的促进定向而不是预防定向中介了正念和离职意向间的负向关系。该研究虽向我们展示了正念影响离职意向的作用机制,但是考虑到该研究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及滚雪球的抽样法,因而研究结果可能缺乏较强的说服力。3行为类变量A.创造力尽管大多数研究证实了正念对创造力的正向预测作用,但二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正念中具体维度对创造力可能有不同程度或方向的影响。 Langer[66]认为,正念通过帮助个体意识到自身的思维模式,可以提供一个改变自身观点或看法的机会,进而能提升个体的创造力。 Baas等[48]的研究发现,正念内部各要素对创造力的预测是有显著差异的。其中,只有“观察”可以持续且正向地预测创造力,而“描述”、“不加评判接纳”、“有意识行动”与创造力没有关联。为了进一步考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他们通过纵向研究发现个体认知灵活性和创造力因正念训练而得到提升。同时,只有“观察”在训练前后能显著预测创造力。 Batalo[67]结合定量与定性的方法,对18位在校大学生进行专注意识的训练mindful awareness practice take a breath, observe,and proceed。经过训练后,参与者自我报告的创造力都有所改善,其中绝大部分的人都获得了更高的正念分数。需指出,由于该研究的样本量过小,统计学意义不显著。同时,该研究结果虽然没有直接表明正念对创造力的影响,但是研究者所实施的干预措施与正念干预等方法较为相近,因此在一定程度表示了正念和创造力间的密切联系。总体来说,鲜有研究是基于企业员工或管理者的样本,因而制约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另外,正念与创造力间的关系较复杂,未来研究需要就正念对创造力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深入考察。B.工作绩效研究表明正念对个体工作绩效有显著预测作用。 Bond和Bunce[68]发现正念中不加评价接纳这一维度能预测一年后员工的工作绩效。 Dane和Brummel[65]以餐饮业的服务员为样本,发现尽管是在控制了工作投入三个维度的情况下,员工的正念与工作绩效仍显著正相关。此外,Dane[18]从任务绩效的角度发展了一个正念有益和无益的影响因素理论,并指出外部注意力的广度在动态任务环境和静态环境中对任务绩效的差异化效果,以及内部注意力的广度在个体具备不同专业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对任务绩效的差异化效果。当个体处在动态任务环境中且有高水平专业知识时,正念和任务绩效正相关。但是,当个体处于静态任务环境中且是任务新手时,正念和任务绩效负相关。 Zhang等[69]的研究表明正念为两结构“关注当下”和“接纳”的构念,并发现正念和任务难度对员工的任务和安全绩效有交互作用,即当任务难度高时,关注当下因子对任务和安全绩效有正向预测作用,而当任务难度低时,该因子对安全绩效没有影响但对任务绩效有负向预测作用。然而,接纳因子未显示出任何预测作用。总体来说,正念有助于提升个体在具体任务中的表现及总的工作绩效,但是其具体维度可能对工作绩效有差异化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C.破坏性行为一般而言,正念在工作情境中可以降低员工的破坏性行为。 Krishnakumar和Robinson[70]的研究表明,具有高正念的兼职员工有较少的狡猾行为,在工作场所中的敌对情绪也较低,而且有较少的反生产力行为。Schwager等[71]的研究显示,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对于反生产学术行为都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同时该效应受第10期郑晓明,等组织管理中正念研究述评161 到了尽责性和诚实-谦逊的调节,即尽责性和诚实-谦逊水平越高,状态和特质正念对于反生产学术行为的影响越大。 Solon和Kratz[72]提出,正念训练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弹性,减少工作场所的旷工行为。D.组织公民行为研究表明正念有助于提升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Reb等[19]的研究表明,领导的正念水平与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心理需要的满足与组织公民行为正相关,且心理需要的满足部分中介了领导正念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国内学者於学松[73]以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知识型员工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员工的正念水平对人际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人际信任完全中介正念和人际公民行为间的关系。E.人际交往正念已逐渐被引入人际交往的研究领域,并被发现可以有效地提高人际关系质量。 Shapiro和Schwartz[74]指出,正念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改善人际交往行为,提高人际交往有效性保持一种接纳的意识;建立一个时间差;在该情境下观察自己的精神格局而不是简单地对人际事件作出反应。由于正念能增强个体的社会技能、换位思考的能力、合作回应模式以及婚姻伴侣的满意度,所以高正念的个体会有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此外,Baer等[24,26]及Brown和Ryan[6]的研究显示,正念与情绪智力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还有部分学者发现正念可以预测个体与他人的亲缘感和人际关系亲密度[8],进而使个体拥有社会联通性这一重要的内在心理需要。通过以更加开放且不对抗的方式处理挑战性的事件和保持更加客观理性的状态,正念促使个体保持着平静和包容的心态,不加评价地感知和对待一系列的负面事件,从而缓解了不良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临床医学中的正念研究大多聚焦于它对个体本身而非人际互动方面的影响[73],组织管理领域中仅有的这些研究虽然为我们理解正念与人际交往的关系提供了一定基础,但仍然无法满足我们对正念在人际交往中作用的深刻认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正念对人际互动相关方面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F.领导成效领导者的正念可以通过对下属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提升其领导成效。有效领导者是一个具有正念的人,他们能够深入体验自己的内心、想法和躯体。同时,他们是乐于帮助他人的,且时刻关注企业当下的环境。有效领导者也可以准确地向员工传递企业愿景,逐渐与他人构成“共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振”的关系对于有效领导十分关键,也会更进一步提升领导者的正念水平[29]。最后,正念会促使领导者进入一个不断发展的循环圈,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提升正念水平。 Reb等[19]的研究表明,心理需要的满足中介了领导者正念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角色内的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同时,具有正念的领导者对于员工的工作绩效、工作家庭平衡感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对于员工的工作越轨行为和情绪耗竭有负向作用。国内学者韩玉兰[50]的研究论证了管理觉知领导者的正念有助于中层经理适应不确定的情境,进而建构出相对确定的情境。同时,中层管理者正念预测了其声望成效、部门/团队绩效,晋升潜力。其中,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在正念和这些结果变量间起到调节作用。综上可知,正念可以通过从上至下的传递效应最终作用于下属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实现领导成效。3、正念作为调节变量近期研究关注了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相应效果。例如,Eisenbeiss和Knippenberg[75]的研究表明,道德型领导对于下属的额外努力和帮助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受到了下属正念的调节,即下属的正念水平越高,道德型领导的积极作用越大。同时,Long和Christian[76]分别以本科生和员工为样本,一致发现正念可以通过减弱反刍和负性情绪来调节不公平感和报复行为间的关系。 Liang等[77]发现,在领导者的正念水平较低的时候,低绩效表现更可能产生辱虐型领导。评价与未来展望1、组织管理中正念研究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在组织管理领域的正念研究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和基础[1]。将正念引入组织管理领域,不仅拓展了正念的适用范围,还丰富了积极组织行为学POB和积极心理学的文献。一方面,组织管理中的正念研究对丰富积极组织行为学具有重大贡献。由于积极组织行为学强调研究个162 管理评论第30卷体在组织情境中的积极状态对个体和组织所带来的积极作用,而正念正是通过改善个体的身心状态,给个体带来工作中的理想效果。可见,作为一个来源于佛教领域的概念并最初应用于临床学、心理学领域,正念在工作情境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为考察正念在组织情境下的适用性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另一方面,正念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状态充分体现了积极心理学所强调的个体积极的主观体验。那么,正念逻辑关系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对正念在组织情境下特殊作用的理解。过去,学者们主要从外部因素去考虑如何促进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提升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然而,正念对个体所产生的作用向我们充分说明了个体内在特点也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已有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正念如何影响组织成员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态度和行为表现的新的研究道路。最后,研究充分说明了正念训练在组织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它不仅可以改善员工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态,还可以带来一系列有关工作的积极态度和行为,从而促进个人和组织的长期发展。组织往往需要的是能有效自我调节,专注于工作当中,并保持平和心态的员工。那么,正念训练实际上是为企业成员提供了一种提升正念、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有效方式。因此,组织管理中的正念研究将进一步为组织开展相关的选拔、培训等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提供理论支持,从而指导管理实践,帮助组织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2、研究局限和发展方向总体来说,组织领域的正念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探讨和完善。有别于国内以往的正念综述[78],本文以更加系统性的方式回顾并展望正念的研究。国外学者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开始对正念进行研究,而我国学者从本世纪初才对正念展开研究。考虑到正念起源的特殊性及整体还原论作为正念研究的哲学基础,我们亟需融入东方这种整合性的思维来看待正念。1操作性定义和测量工具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正念的操作性定义及其所属范畴尚未达成统一。学者们对于将正念看成一个单维还是多维的概念仍存在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研究进展。尽管,不同的定义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即便是很小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构念效度问题。 Baer等[24]认为,最有效的正念测量应当是独立且可靠地测量正念的所有方面,因此,除了正念最核心的特点关注当下外,其他要素例如同理心、不反应、对体验的开放性也需要被充分考虑。可见,仅关注正念的一个因素是不完善的,我们需进一步探索正念的本质,进而发展出一个合适的操作性定义。同时,现有测量工具都存在各种问题,且维度和记分制差异较大。为了推动正念研究的持续发展,学者们可通过借鉴心理测量学领域的新测验范式,改进现有测验工具并发展出更完善的工具[20]。由于现存测量工具并非针对组织管理中的个体正念,因而题项可能无法有效地反映出工作情境下的正念本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开发出针对组织情境中的个体正念量表,这将对未来组织管理中的正念研究做出巨大贡献。此外,正念测量工具还面临着跨文化情境下的适用性问题,尽管少数国内学者对西方测量工具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进行了初步检验,但未来研究值得考虑是否需要开发本土化的测量工具。还需指出,仅依靠自我报告的方式来评估个体的正念往往会带来信效度问题,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