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 管理评论第31卷和任务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10,11]。它们大多假定了企业参与经营活动所面临的外部制度安排是完善的,即使是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都强调了不确定性及契约不完全性[12],它们都隐含地假定了即使契约是不完全的,也能得到很好的实施[4-9],这一点与转型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特征的事实不符,因为对处于转型期新兴经济体而言,其市场经济制度尚未成熟、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监管力量较弱,以及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极度缺失和无效,使得交易双方实施正式契约具有特殊的难度[7]。与西方国家、甚至其他经济转型国家相比较,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尚未完成,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十分明显。第二,尽管在新兴经济体且处在转型过程的中国,对制度环境不确定的研究急切而重要,但由于缺乏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准确测量,导致现有研究更多地停留在规范分析上[13],并且将其视为一种静态背景而非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研究[11]。具体而言,以往在测量制度方面大多选择二手客观数据。国外的研究一般采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开发的并用于测量客观不确定性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还有的学者为测量管理者感知到的制度环境采用了调查问卷的方式[14]。而在国内的研究中,大部分都采用樊纲等[15]开发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作为替代变量来测量制度环境[13]。然而,这种通过寻找客观二手数据以替代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测量的方式,难以反映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因为环境不确定性越高,管理者认知越重要。另外,研究发现,客观数据和主观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 Lueg和Borisov的研究显示,客观环境不确定性archival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AEU和感知环境不确定性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PEU之间的相关系数处于0. 257-0. 347,AEU难以真正反映高层决策者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主观认知[16]。因此,为了推进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研究的发展,有必要从决策者主观认知的角度,厘清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概念内涵,并开发其测量量表。第三,正如上文所述,环境不确定性越高,认知越重要,但现有研究缺乏探索管理者认知偏差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选择间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企业以理性的方式确定自己的战略行为,而忽略了决策者自身因素在战略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如Weick所言,如何分析和利用外部环境和信息取决于管理者的主观认知[17]。在制度环境高度不确定时,管理者的认知偏差也会显著的影响其管理行为和战略决策。第四,现有有关企业纵向整合的研究几乎都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忽视了企业能力特性的作用,因此近年来也不断涌现了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文献,强调企业的资源、技术、流程等对企业运营的重要性。但是针对制度环境不确定的情况,资源基础理论就不如动态能力理论所强调的灵活,未能更好地学习和应对环境的动态、复杂变化[18]。因此,在不确定的制度环境下,企业战略管理决策应考虑动态能力的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为制度理论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应用贡献一个新构念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并初步探索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维度;在此基础上,从管理认知和动态能力等理论视角出发,研究转型期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管理认知理论主要解决制度环境不确定下,管理者认知偏差对其战略决策行为的影响;动态能力主要解决在制度环境变化复杂的情况下,企业动态能力的水平是如何影响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选择的。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1、制度与环境不确定性的概念1制度的概念与分类North认为制度是人为设定的决定组织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博弈规则,主要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19]。正式制度主要涵盖法律、规章和程序等,非正式制度主要涵盖传统、习俗和行为守则等。 North认为制度的作用是通过建立有效的组织关系克服市场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19]。 Scott认为制度是受管制、规范和认知体系约束的,并构建了一个具体的三系统制度维度架构,即管制维度、规范维度和认知维度[20]。目前,战略学者研究和测量制度变量广泛采用这个架构[21,22]。管制维度主要是指与政府相关的强制性管制,体现在法律、产权、信息系统以及监管等方面,主要针对正式制度而言。规范维度主要指市场-行业规范和网络关系两个方面;认知维度主要强调组织和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规范维度和认知维度主要围绕非正式制度而言。2环境不确定性的概念与分类环境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影响企业绩效的环境或组织要素的不可预测性[23]。现有文献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第6期吴小节,等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机制认知偏差与动态能力的作用171 定义可归纳为三种一是“无法确切知道未来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即对于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概率企业无法确切预测;二是“缺乏有关因果关系的信息”,即对于何种决策会引发何种结果无法预知;三是“目前无法预测决策可能的结果”,即关于决策后的可能反应与可能结果无法预测和掌握[24]。应当指出的是,在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定义和使用曾发生过较大的分歧,至今尚未达成一致[11,13,16]。分歧点主要在于区分客观环境不确定性和感知环境不确定性[16]。前者属于实证主义观点,主要是指组织外部环境成分或状态的客观集合;后者属于行为主义观点,主要是指组织的决策者所感知到的知觉现象[16]。在行为认知学派看来,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并非客观存在而应为一种知觉现象,并认为能够对组织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只有管理者感知到的不确定性[25]。在感知环境不确定性方面,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其对组织结构[26],战略选择[25],以及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27]。在测量环境不确定性时,到底应该采用客观环境不确定性AEU还是感知环境不确定性PEU尚未达成一致[13,16]。 Miles等[23]认为感知环境不确定性比客观衡量指标更具效度。因为通过寻找客观的档案数据作为替代变量如经济自由度指数、市场化进程指数来测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构念的效度不高,很难推动学术研究的实质性发展。另外,李大元[11]认为客观二手数据见物不见人、重科学轻艺术、重理性轻感性、重规范性轻开放性、重法理性轻情感性、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过分强调环境作用,忽略了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战略形成中发挥的作用。正如Weick[17]所言,管理者的主观认知决定了他们如何分析和利用外部环境和信息,主观感知视角提出的感知环境不确定性有助于整合组织内外部环境状态及目标等的动态变化,寻求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事实上,由于感知视角更能反映决策中对环境的理解,一些学者如Duncan[24]、Jahansha-hi[28]、Yu[29]等建议对环境不确定性水平的测量可用管理者所感知到的不确定性这一维度。2、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遵循行为主义观点,本文界定“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感知到的制度环境变化的方向、趋势、速度与结果难以预料和把握,甚至包括导致变化的要素本身都难以预测。如在转型经济体中,市场不甚规范,政府政策忽松忽紧、变幻莫测、朝令夕改等[30]。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与中国经济转型的性质、区域竞争、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相关[31];二是与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以及参与主体相关。在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度安排下,各地区和各级地方政府有能力和动机设计和实施不同的制度并积极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这导致了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产业政策差异,另外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双重作用也会使模糊、不确定且不可预测的制度环境成为常态[32]。从制度理论的角度来看,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纵向整合战略的影响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法律体系不完善,正式法律制度的缺失会导致企业纵向整合投资的产权界定不清、发生纠纷时司法途径难以达到目的,从而使投资产权无法得到保护;二是政府权力对企业管理的干预,这种干预给企业带来不可预期的政治风险,从而使经营处于风口浪尖;三是整体制度环境的波动,从而使企业难以把握所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社会文化的认知变化、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供应商的市场势力变化、竞争者的竞争战略变化等等,从而使投资的风险加剧。作为社会结构以及秩序中的重要一环,企业的行为无疑会受到政府规制、社会规范和公众认知的影响。而“合法性”即被社会广泛承认的合法地位的来源正是管制、规范以及认知[33]。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可知,为了企业的持久发展以及取得竞争优势,企业的经营必须在最大的程度上争取“合法性”。即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实际是一部企业争取合法性的历史[34]。而为了获得资源与合法性,以此来提升企业成功和生存的机会,企业在制度的压力下会渐趋于同形化,从而会为了规避风险而采取稳定的经营方式,而不是追求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收益[35]。总之,为了规避动态、复杂的外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所产生不可预测的风险,降低损失,企业倾向于选择资源承诺、股权投资比例越小和控制权越低的纵向整合模式。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1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选择存在负向的影响。即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企业越倾向于控制程度、资源承诺水平和投资比例低的纵向整合模式。3、认知偏差的调节作用管理认知理论认为,虽然环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制定纵向整合战略决策中,对环境的评价往往是来自于决策者对环境的感知,而决策者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判断严重受制于其自身的认知,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高低并不是客观反映的环境,而是决策者认知的环境。苏敬勤和林海芬[36]认为决策者对风险程度的感172 管理评论第31卷知会受到管理者认知偏差的影响,将使决策者低估了决策的消极结果和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其对高风险性行为的决策。更进一步,杨震宁等[37]认为过度自信、控制幻觉和行为约束这三类认知偏差是影响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战略决策最重要的因素。基于此,本文沿用苏敬勤、杨震宁等的研究思路,具体考察过度自信、控制幻觉和行为约束等三类认知偏差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并将认知偏差定义为指决策者个人的心理或行为因素导致认知与实际情况的偏差。过度自信是指个体未能认识到自身知识局限性而产生的认知偏差[38],抑或是“认为自身所掌握的知识的准确性高于实际的一种信念,即对所掌握信息赋予的权重大于实际信息的权重”,这种认知偏差可能使决策者对与决定有关的风险漠不关心[39]。在企业纵向整合战略决策中,决策者过度自信这一认知偏差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即使决策者面对错误的判断时,仍不愿承认错误,是因为其倾向于认为自身的判断是对的,承认错误会影响其形象;另一方面,决策者会忽略甚至无视新获取的信息,是因为决策者会受到先入为主思想的影响,倾向于认为最初获取的信息总是对的,所以导致其不能准确评估企业经营的风险。总之,即使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相当不稳定的情况下,决策者坚信自己能对未来趋势做出准确判断、并不随情况的改变而修正自己的判断。可见,过度自信使得决策者对企业纵向整合战略的实际不确定性水平的判断存在误判的可能。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2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间的关系中,过度自信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即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则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弱。控制幻觉是指个体对自我成功可能性的估计远高于客观事实的一种不合理期望[40]。现实中,人们往往将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甚至纯偶然的成功归功于自身掌控情境的技能,而将消极结果归为无法控制的偶然因素,这便是控制幻觉产生的基础[41]。据以往研究结果显示,控制幻觉有着“优于平均”的倾向,是个体高估自身对一般环境或一般事件结果的控制能力的现象[42]。事实上,管理决策者普遍认为自己“优于平均”,换言之,管理决策者认为其技能超越其他同行且有能力克服未来可能发生的消极事件,能够做到有效控制可控因素并能准确预测经营中的问题。据研究,存在控制幻觉的决策者往往高估其冒险行为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倾向于将情境威胁视为正面或有利条件,从而对结果产生过于乐观的评价,进而提高了企业做出纵向整合战略的倾向性。综上所述,尽管处在相当不稳定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决策者仍有可能过度自信地认为采取纵向整合战略模式所产生的绩效优于其他企业的。即决策者在控制幻觉的作用下,会高估个体自身的控制能力,却低估了企业纵向整合战略的实际不确定性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3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间的关系中,控制幻觉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即控制幻觉程度越高,则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弱。行为约束即行为限制,是一种认知偏差,其是在行动者对信息加工整理过程中,对自我信息过分依赖而产生的[43]。行为约束对行动者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会使行动者过分依赖自己获取的信息而忽视其他层面获取的信息;另一方面,会使行动者在处理和加工信息时,注重那些能够增强他们自信心的信息,而忽视那些明显限制他们自信心的信息。在企业纵向整合战略决策中,决策者给予能够巩固自己自信心的信息过高的权重,不重视不利于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无法正确评估企业正面临的威胁。总之,即使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相当不稳定的情况下,决策者乐观地高估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可能性、低估不利于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见,行为约束导致企业低估或者无视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4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间的关系中,行为约束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行为约束程度越高,则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弱。4、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Teece等[44]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一个企业所具有的积累、组合、调配和应用资源并能根据市场变化和机会不断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调配和应用的能力。他们认为,环境的动态、复杂和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培育企业动态能力就越重要。根据演化理论,企业需要动态地调整自身资源配置,成为有效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挑战的“新物种”[45]。换言之,当环境不断地变化以及知识更替速度不断加快时,企业内所积累的部分知识必然不再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因此企业必须不断形成新的组织知识来替代、补充以及增强能力内部的知识集合,焕发能力内部的知识集合的生机,形成新的结构和功能[46]。因此,为了适应高度变化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挑战,第6期吴小节,等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机制认知偏差与动态能力的作用173 企业必须更快、更有效率地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整合、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资源的动态能力。即制度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促成企业动态能力的塑造。企业面临越高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越能感知到强烈的外部环境压力,就越迫切需要企业能够形成动态能力来适应变化的环境。另外,企业动态能力会影响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选择。根据动态能力理论观点,在动态、复杂和不确定性环境下,动态能力对企业战略决策与执行过程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制定和实施企业纵向整合战略的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备较强的动态能力。贺小刚等[18]认为战略转型背景下的动态能力由战略隔绝能力、组织柔性、组织学习能力和变革领导能力构成。组织柔性能发现企业面临变动环境的挑战和机遇,并捕捉到恰当的机遇,形成企业纵向整合战略的方向和目标,是推动纵向整合战略选择的首要能力[47];战略隔绝能力决定企业纵向整合战略的形成,通过有效整合和优化企业内外部资源,将潜在的机会转化为企业优势,对纵向整合战略的实施产生影响;组织学习能力通过获取、吸收和创造知识,为企业纵向整合战略奠定认知基础;变革领导能力为企业纵向整合战略的决策制定、实施产生推动性作用。所以说动态能力是企业制定和实施纵向整合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它们会影响不确定环境下的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选择。若企业动态能力较强,其可以有效地整合内外部资源或通过自主创新来获取企业纵向整合战略所需的资源以及能力,还能够对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进行重新调配,使企业形成合适规模的新整体,以此来支持纵向整合战略的实施[48]。而动态能力较弱的企业,由于不能有效地整合资源,将很难获得纵向整合战略实施所需的资源和能力;另外尽管获得了纵向整合战略所需的资源和能力,也会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而阻碍了纵向整合战略的整体实施,进一步影响到纵向整合战略模式的选择以及实施后的绩效。简言之,为了应对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动态能力可以重构、改造基础资源,从而整合、协同、综合、系统化、集成以及融合企业的价值链和产业链上的战略性资源,使得各种资源和能力之间的匹配能够达到最优化。这不仅节约成本,也加强了资源之间的内外部协调力度,形成对企业战略性资源和能力的有效控制,增强企业的外部适应性,保持竞争优势[49]。总之,一方面制度环境不确定性驱动企业迅速重组现有的资源和能力,以保持其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已形成的动态能力又能适时调整内部资源与能力组合,正确判断外部的机会威胁,重新确定企业的战略定位,选择对企业更为有利的企业纵向整合模式。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5动态能力是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间的中介变量。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图1 概念模型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1、预研究量表初步探索由于以往的文献中没有成熟量表,本研究选择自行探索感知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量表,探索过程包括以下步骤。1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工具目前国内对制度环境的测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类是从感知法律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以及制度环境的波动性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程度等三个方面加以测量[50]。另一类是从管制制度环境和规范制度环境进行测量[51]。本研究结合Scott[20]对制度环境的划分、胡湛湛[50]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以及Miller和Fries-en[52]、杨青和林杰[53]等国内外学者测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方法,将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分为三个维度管制174 管理评论第31卷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规范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认知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并将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定义为决策者感知到的制度环境变化的方向、趋势、速度与结果难以预料和把握,甚至包括导致变化的要素本身都难以预测。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和所设计的问卷。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以及效度,本研究借助现有文献中已使用过并成熟的量表。管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衡量管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量表参考了Meyer等[54]、冯天丽和井润田[55]的研究,由6个题项构成。规范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衡量规范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量表参考了汪秀琼[51]的研究,由9个题项构成。认知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衡量认知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量表参考了杨青和林杰[53]的研究,由7个题项构成。将这些题项汇总,得到由22个题项组成的调查工具。评价和修改初始调查工具。访谈企业管理专家对初始问卷进行适应性和科学性的评定,修改初始问卷题项,使表述更通俗易懂,最后得到由22个题项组成的测量工具。2量表预调查及信效度检验本研究的预调查是小样本实证,共发放400份问卷中,得到102份有效反馈。本研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来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采用了最常用的主成分法和方差最大化的旋转方式。为检验各建构因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采用的是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具体而言,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的22个题项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KMO系数为0. 7780. 700,Bartlett的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492. 696、自由度为66、显著性为0. 000,表明若要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该样本是适合的。确定项目抽取因子有效数目的原则是特征根大于等于1,另外基于以下三个标准决定一个题项是否保留①该题项存在因子载荷超过0. 450的因子;②该题项不存在交叉载荷;③保留量表中因子载荷较高的题项[56]。经过反复的探索,剔除了原来量表中的10个题项,保留了12个题项,每4个题项分属于“管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规范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认知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因素,信度分别为0. 769、0. 806和0. 772,达到了管理学研究通常要求的“信度系数大于0. 7”的标准,累积方差解释率达到62. 55360,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如表1可分析如下。表1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问卷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题项因子1因子2因子3管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规范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认知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共同性1.感知当地司法效力的变化0. 824 0. 732.感知当地法律执行程度或方式的变化0. 761 0. 6963.感知当地政府干预或监管政策的变化0. 728 0. 5674.感知当地产权保护的变化0. 502 0. 495.感知同行经营策略的变化 0. 824 0. 76.感知同行竞争策略的变化 0. 816 0. 7717.感知当地行业规范的变化 0. 722 0. 6088.感知当地顾客价格敏感度的变化 0. 697 0. 5939.感知贵公司模仿同类企业的模仿策略变化 0. 82 0. 71510.感知贵公司模仿行业标杆企业的策略变化 0. 751 0. 64611.感知贵公司模仿行业成功企业的策略变化 0. 737 0. 63912.感知贵公司继续实施过去的纵向整合方式的变化可能性 0. 545 0. 352特征值2. 662 2. 564 2. 28 7. 506解释量22. 19 21. 37 19. 00 62. 55信度0. 769 0. 806 0. 772注主成分分析法,表中数字为方差最大化旋转后因子载荷,没有标注数字的因子载荷小于0. 350。2、主研究1主研究样本和数据收集本研究以实施了纵向整合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方便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来选择问卷的受访者,问卷发放的区域确定为中国境内,发放途径主要有两种1在广东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第6期吴小节,等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机制认知偏差与动态能力的作用175 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MBA、EMBA、EDP等在职研究生的课堂,现场发放调查问卷并填写收回;2通过研究者社会关系,一方面寻找实施纵向整合企业的员工并发放电子问卷,另一方面针对实施纵向整合的著名企业寻找于该企业工作的员工并发放电子问卷。调查问卷的样本企业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以及北京、广西和四川等。共计发放调查问卷342份,回收187份,其中剔除无效的问卷共计17份,得到共170份有效问卷,此次调查有效回收率为49. 71。在这170份有效问卷中,样本特征如表2所示。表2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样本特征样本量百分比受访者职位 高层经理49 32. 67中层经理60 40. 00基层经理41 27. 33受访者最高学历硕士及以上70 41. 42大学本科91 53. 85专科及专科以下8 4. 73受访者性别 男115 68. 45女53 31. 55所有权性质 国有企业50 43. 48私营企业41 35. 65外资企业24 20. 87所在行业 农业3 1. 76制造业71 41. 76服务业96 56. 47对两种途径收集来的样本进行t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两种调查方式得到的数据无显著性差异p0. 05,可以将两部分数据合并在一起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3 双样本t检验样本特征收集渠道均值标准差t值Sig.双侧职位现场发放2. 41 0. 805 0. 315 0. 753邮件调查2. 43 0. 761 0. 315 0. 753最高学历现场发放2. 38 0. 926 0. 811 0. 371邮件调查2. 46 0. 931 0. 812 0. 371性别现场发放0. 68 0. 341 0. 542 0. 589邮件调查0. 67 0. 343 0. 543 0. 588所有权性质现场发放2. 52 1. 521 0. 942 0. 219邮件调查2. 60 1. 64 0. 943 0. 218所在行业现场发放2. 85 0. 814 0. 303 0. 761邮件调查2. 83 0. 773 0. 302 0. 7612变量测量企业纵向整合模式。参考了Davidson[57]的分类方法,该问卷已得到汪秀琼[51]、宋铁波等[22]、Padmanabhan等[58]等国内外学者的广泛使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按照受访者对被纵向整合的对象所持有的股权程度,此量表将企业纵向整合模式分为以下五大类无股权合作契约型合作、少数股权股权投资少于50、均等股权股权投资等于50、多数股权股权投资介于51-94和独资股权投资大于95,并按照以上五种类型,分别赋值为1、2、3、4、5。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可以从管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规范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认知制度环境不确定三个方面进行测量,各包括4个题项,共12个题项见表1。认知偏差。鉴于选取量表的原则,本文采用了杨震宁等[37]的量表,该变量也已被其他学者所采用[59],表明这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符合量表选择原则。此量表从过度自信、控制幻觉、行为约束三个方面共12个题项,对企业员工的认知偏差程度进行测量。176 管理评论第31卷动态能力。采用了贺小刚等[18]、焦豪等[60]的量表,此量表从组织变革、战略隔绝、市场潜力、组织柔性、组织学习五个方面共25个题项,对企业为了适应动态的环境而对企业内外部竞争能力的持续更新能力的测量。表4 潜在变量和其测量指标的信度与效度检测结果变量构念与测量题项因子载荷Cronbach’s α CR AVE变量构念与测量题项因子载荷Cronbach’sα CR AVE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认知偏差管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0. 808 0. 804 0. 512KS1 0. 85 KS2 0. 697 KS3 0. 557 KS4 0. 728 规范制度环境不确定性0. 793 0. 801 0. 507KS5 0. 527 KS6 0. 678 KS7 0. 784 KS8 0. 823 认知制度环境不确定性0. 779 0. 807 0. 519KS9 0. 525 KS10 0. 664 KS11 0. 817 KS12 0. 832 过度自信0. 846 0. 847 0. 58KS1 0. 762 KS2 0. 733 KS3 0. 771 KS4 0. 78 控制幻觉0. 803 0. 807 0. 516KS5 0. 828 KS6 0. 802 KS7 0. 577 KS8 0. 634 行为约束0. 795 0. 799 0. 501KS9 0. 752 KS10 0. 788 KS11 0. 664 KS12 0. 613 动态能力组织变革0. 891 0. 893 0. 513KS1 0. 781KS2 0. 649KS3 0. 773KS4 0. 761KS5 0. 715KS6 0. 778KS7 0. 708KS8 0. 531战略隔绝0. 834 0. 836 0. 505KS9 0. 661KS10 0. 663KS11 0. 745KS12 0. 773KS13 0. 705市场潜力0. 832 0. 837 0. 508KS14 0. 769KS15 0. 727KS16 0. 772KS17 0. 647KS18 0. 638组织柔性0. 797 0. 803 0. 506KS19 0. 752KS20 0. 646KS21 0. 767KS22 0. 673组织学习0. 775 0. 782 0. 546KS23 0. 649KS24 0. 744KS25 0. 815控制变量。以往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会影响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选择,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取独资控制的模式[61,62]。因此,本研究将企业规模企业员工总数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3信度与效度分析本研究采用的各个题项均是从现有的相关文献中获取,采用AMOS21. 0和SPSS20. 0软件,通过各显性变量的因子载荷和内部一致性信度、以及各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y和平均提取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本研究中的显性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 5,并且都达到显著水平,表示测量指标具有良好的信度。变量信度。从综合信度看,本研究采用Cronbach’ s α值测量内部一致性信度,处于0. 775 - 0. 8910. 700。从组合信度看,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三个潜在变量的CR为0. 804、0. 801和0. 8070. 600,认知第6期吴小节,等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机制认知偏差与动态能力的作用177 偏差的三个潜在变量的CR为0. 847、0. 807和0. 7990. 600,动态能力的五个潜在变量的CR为0. 893、0. 836、0. 837、0. 803和0. 7820. 600。这表明,上述11个潜变量有着很高的内部一致性,即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认知偏差和动态能力等三个构念间内的信度较好[63]。变量效度。从聚合效度看,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三个潜在变量的AVE为0. 512、0. 507和0. 5190. 500,三种认知偏差的AVE为0. 580、0. 516和0. 5010. 500,动态能力的五个潜在变量的AVE为0. 513、0. 505、0. 508、0. 506和0. 5460. 500,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4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为避免出现在问卷调研中只采用单一调研者报告的数据而可能产生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本文采用以下方法。首先根据Podsakoff和Organ[64]的建议,测量变量时需采用多个测量题项;其次借助Harman的单因子检验,观察能否析出单独的一个因子,或是否有一个因子能解释大部分的变量变异。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可知,本文在获得了6个因子后,这些因子已经能够解释了78. 23的总体变异,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22. 315,这表明该问题并不严重。数据分析和结果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5显示了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如表5所示,制度环境不确定性r-0. 083、三类认知偏差过度自信r-0. 038、控制幻觉r-0. 082、行为约束r-0. 170,p0. 05、动态能力r-0. 123与企业纵向整合模式均呈现负相关关系,只有行为约束对企业纵向整合模式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纵向整合模式选择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过度自信、控制幻觉、动态能力中相差无几。表5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变量均值标准差1 2 3 4 5 61.制度环境不确定性0. 000 1. 000 1. 0002.过度自信0. 000 1. 000 0. 236∗ ∗ 1. 0003.控制幻觉0. 000 0. 697 0. 159∗ 0. 170∗ 1. 0004.行为约束0. 000 1. 000 0. 127 0. 241∗ ∗ 0. 466∗ ∗ 1. 0005.动态能力0. 000 1. 000 0. 277∗ ∗ 0. 440∗ ∗ 0. 167∗ 0. 202∗ ∗ 1. 0006.企业纵向整合模式4. 050 1. 115 -0. 083 -0. 038 -0. 082 -0. 170∗ -0. 123 1. 000注∗为在10水平上显著,∗ ∗为在5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下同。2、假设验证本研究采用有序逻辑模型Ordered Logistic Model,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包含五种类型的离散型分类变量;二是从资源承诺水平控制程度看,这五类因变量具有一定的等级关系。对于假设的检验,在对主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时,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在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时,使用层次回归表6。1多重共线性检验。为了考察上述模型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素VIF对其进行检验。容忍度值介于0-1间,越接近0时越有共线性问题;方差膨胀因素VIF为容忍度的倒数,一般大于10时越有可能发生线性重合。由表6可知,模型1-模型5各变量的容忍度均大于0,绝大部分大于0. 8,接近于1,方差膨胀因素也远远低于10,最高不超过1. 5,可以判定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2主效应与调节效应。假设H1提出了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选择存在负向的影响;过度自信H2、控制幻觉H3和行为约束H4等三类认知偏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纵向整合模式之间的关系都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为了验证以上假设,分4步进行验证①将企业纵向整合模式设为因变量,引入控制变量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②引入自变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③引入调节变量过度自信、控制幻觉和行为约束;④最后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3个乘积项。在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之前,本研究先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进行了标准化以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层次回归的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型1,β -1. 230,178 管理评论第31卷表6 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纵向整合模式关系中认知偏差调节作用的验证结果因变量企业纵向整合模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控制变量系数系数系数系数系数容忍度VIF企业年龄-0. 216 -0. 204 -0. 228 -0. 227 -0. 196 0. 853 1. 173企业规模0. 033 0. 028 0. 054 0. 034 0. 063 0. 800 1. 250自变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1. 230∗ ∗ ∗ -1. 268∗ ∗ ∗ -1. 185∗ ∗ ∗ -1. 366∗ ∗ ∗ -1. 411∗ ∗ ∗ 0. 840 1. 190调节变量过度自信0. 046 0. 053 0. 794 1. 260控制幻觉-0. 049 0. 002 0. 756 1. 322行为约束-0. 097 -0. 133 0. 688 1. 453交互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过度自信0. 088 -0. 006 0. 806 1. 240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控制幻觉-0. 509∗ ∗ -0. 805∗ ∗ ∗ 0. 864 1. 157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行为约束0. 379∗ 0. 643∗ ∗ 0. 767 1. 304拟R2 0. 208 0. 209 0. 24 0. 215 0. 271极大对数似然比335. 996∗ ∗ ∗ 335. 740∗ ∗ ∗ 330. 028∗ ∗ ∗ 334. 583∗ ∗ ∗ 324. 140∗ ∗ ∗注n170;∗ ∗ ∗ p0.01;∗ ∗ p0.05;∗ p0.1。p0. 01,因而,假设H1得到了数据的支持。此外,在模型2中,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过度自信的交互模型2,β0. 088,ns的影响不显著,因而假设H2未获得支持。在模型3和模型4中,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控制幻觉的交互、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行为约束的交互分别在5和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因而假设H3和H4获得支持。3中介效应。假设H5提出动态能力是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中介变量。根据Baron和Kenny[65]的观点,中介效应成立须满足4个条件①自变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因变量企业纵向整合模式存在显著影响;②自变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中介变量动态能力存在显著影响;③中介变量动态能力对因变量企业纵向整合模式存在显著影响;④自变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中介变量动态能力同时代入时,自变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因变量企业纵向整合模式的效应消失完全中介效应或者减弱部分中介效应。如表7所示,